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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1978之春

发表日期:2010.4.23  


  
1978年的春天确实是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我们有幸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踏进了山西大学的大门。如今30年过去了,往事历历,仿佛还像昨天刚发生的一样。
    
当时我怎么也想不到,这辈子还有机会进大学读书。全班90多名同学,从老高三到应届高中毕业生都有,年龄最大的和年龄最小的,整整差了一轮。我们当中有工人、农民,有军人、学生,也有编辑、教师,并且不少人已经成家,有了儿女。开学典礼后我们班的第一次班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年龄较大的同学上讲台做自我介绍,第一句话就说:我是三个孩子的爸爸。立即引起了哄堂大笑,可我却泪流满面。这里包含着多少艰辛坎坷,多少希冀憧憬啊!
    
经历文革,我们曾荒废了许多时间,忽又成为大学生,惊喜之余怎能不珍惜这难得的机会。那时除了几本政治书籍,几乎无书可读。学校里教学条件简陋,生活条件也十分清苦,多数学科没有教科书,教材是刻蜡板,油印出来的。可同学们学习都相当努力、勤奋,用如饥似渴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上课时,恨不能把老师讲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下午和晚上到图书馆抢位子,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遇到搞不清楚的理论问题,或国家提出的新方针、新政策,讨论起来争先恐后,有时还会争得面红耳赤。多少次思想交锋、多少次碰撞融合,那种要把失去的光阴追回来的紧迫感,现在回想起来还让人感动不已。
    
同学们大多来自穷乡僻壤,或工厂、矿山,经过劳苦,尝到艰辛,受过屈辱。当时大家很穷,都没钱,有的同学的经济状况可以说非常窘迫,就凭着学校发给的那点助学金维持生活坚持学业,每学期只花销五六十元钱。每餐只吃5分钱一份的素菜,连一角钱一张票的电影都不敢去看。但大家都天然秉承着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那种强烈的救世情怀在莘莘学子胸中激荡。我记得学校搞文艺汇演,我们班大合唱第一首歌选的就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作指挥,当时看到不少人唱得热泪盈眶。我还记得,在经济系举行的毕业座谈会上,老师和同学们一起高唱《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那铿锵的旋律一直在我们耳边回荡。
    
我们刚入大学时是政治系,两年半后才分成经济系、哲学系和法律系。但我们一直把“21”信箱作为我们政治系77级的共同家园。同学们虽然经历不同,年龄差距也不小,但和睦相处,情同手足。对老师们也是十分敬重,视他们如父母兄长,有的老师比年长的同学还小,彼此就像朋友一样。多少年后,不少当年给我们带过课的教授先生们一提起我们77级这批学生,都赞不绝口,引以为荣。
    1982
年初,我们这批恢复高考后首批进校的大学生毕业了,重新回到社会中,至今一晃26年过去了,大家努力着,奋斗着,其中不少人到现在都已经功成名就。在我们同学中,有做官的,有经商的,也有一直做学问的,不管从事什么职业,都已成为中坚力量。社会上一直有77”的说法,也有人把我们班作为例证:有当市长、市委书记的,有十几个厅局长,有一批教授、研究员,四分之一的同学有博士、硕士学位等等。
    
追根溯源,我们真该感谢1978年那个迟到的春天。我们这批同学是从被耽误了青春的3000万人中脱颖而出的幸运者。据说当年报名高考的人数有570万,录取人数是27万,二十多考生录取一人。最终能够跨进大学的校门,你能不庆幸、感恩吗?
    
四年大学生活,为我们打下了比较扎实的理论功底,培养了强烈的责任心、使命感和敬业精神。在毕业以后的这些年里,不论人生多么坎坷,也无论负荷多么沉重,我们始终奋发向上,坚韧不拔,不计名利,恪敬职守。由于大多数同学都来自社会基层,深切了解老百姓的企求,是改革开发政策的忠实拥护者,身上有强烈的变革意识和实干精神。多少年过去了,我们不改初衷,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对民间疾苦感同身受。
    
虽然,个人的努力至关重要,但社会也确实偏爱我们这批空前绝后的“77学生。 所以,一个人成功了无须自得,困顿时也无须自卑,只要我们不停地努力着,就不会愧对我们的人生。1978到春天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它带给我们的意义却使我们终身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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