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学校友会

　　我清楚记得，1964年，考上中学后，我曾做过上大学的梦，特别是儿时伙伴吴加荣的哥哥1964年考入北京大学后，这个梦想曾一度非常强烈，不断鞭策和激励自己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也成为一名光宗耀祖的大学生。1966年5.16通知，“文革”瞬间爆发，大中专学校停课，开展大鸣大放张贴大字报，继而又发展为两派间的辩论和武斗，书也读不成了，上大学的梦像肥皂泡很快破灭了。1969年参军来到部队，开荒种稻子、做饭喂猪、当报道员，上大学的梦再没做过。事物发展的辩证法正像列宁说的，你没想走进那个房间就进了那个房间。1972年初，东风送暖，乍暖还寒，伴随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政治气候，毛主席早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招收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20岁左右，具有初中及初中以上文化的优秀工人、农民、解放军干部、战士上大学。”在此背景下，我十分幸运地由部队推荐，迈进了山西大学门槛，实现了中学时代曾有过的大学梦，穿着军装离开部队，开始了大学生活，时称工农兵学员。

　　离开部队驻地山西原平县城到省会太原市山西大学报到是三月下旬的一个上午，春风和煦，阳光明媚，太阳照在身上暖暖的，春风抚在脸上柔柔的，伴着灿烂的春阳，我的心情格外激动和高兴，脑海里不停憧憬着未来的大学生活。刚刚迈进山大校门，我就被一个个热情亲切的老师包围起来，他们询问着名字，有的帮助拿行李有的端着开水询问渴不渴，忙不迭地引领我到签到处报到。现在我更加理解了当时老师们那热切的心情，“文革”已如火如荼地进行了六年多，校园里没了学生就像大海里少了鱼，来了学生，老师们也鲜活了。第二天下午，我们政治系的同学陆续到齐，罗英老师给我们作了简短介绍后就带领我们领略山大校园，参观生物标本大楼、图书馆，熟悉山西大学。走在宽阔的校园马路，穿过规模宏大布局整齐的教学楼、体育馆和一排排学生宿舍，从同学们那兴奋的表情可以看出已被它深深吸引。

　　1900年初义和团运动爆发后，8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西逃，联军继续北上，长城岭、娘子关先后失守，山西局势岌岌可危。时任山西巡抚岑春煊急电早年在山西传教，时任上海广学会总办的耶稣总教士李提摩太来晋任委员之职，负责解决晋省教案与商务问题。1901年初夏，李提摩太由沪抵京，并与寿阳教会叶守真联名上书主持议和的全权大臣李鸿章，以全省罚银50万两，每年交出5万两，以10年为期，此款不归西，也不归教民，专为开导晋省人知识，设立一所大学堂，使山西官绅士庶子弟不再受迷惑，李鸿章对此表示赞同。1902年秋，山西大学堂在太原侯家巷购得民地200余亩，动工兴建。1904年秋，新校舍落成，中西两斋同时迁入，迁入当日，600名学生和教职员工朔望向孔子行跪拜礼，蔚为壮观。西斋教习新常富曾写道，“大学一堂，建设完全，其构造不为不美矣，其布置不为不工矣，其经济不为不多矣，其人才不为不众矣。”

　　山西大学堂成立，不仅开创了山西教育的新纪元，而且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根据1903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须设有三种才能称为大学的规定，全国只有京师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因与外国人签订有合同得以继续存在，1902年10月天津中西学堂改为北洋大学堂，至此辛亥革命前，山西大学堂成为全国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设立的三座大学之一，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先河。

　　20世纪初的中国注定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也是民主革命风潮激荡的年代，辛亥革命前，近百名山西大学堂的师生参加了孙中山先生所创立的中国同盟会，在辛亥起义的日子里，山西大学堂毕业生与阎锡山一起发动太原起义并率民军南下，光复河东。1912年秋，孙中山先生来到山西大学，为师生作了《谋建设须扫除旧思想》的讲演，激励后人勇敢前行。

　　1931年，在山河破碎，面临亡国灭种的关头，全体师生同仇敌忾，号召全国民众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涌现出李雪峰、戎子和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开始，八路军三大主力开赴抗日前线，周恩来先后两次来到山西抗日前线，并在山西大学成立了战动总会筹备委员会，许多山大师生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中去，参加了牺盟会、决死纵队。全面内战爆发后，在中共地下党和进步师生的支持下，山大校园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争取民主的运动。

　　1948年，太原解放在即，山西大学师生不愿为国民党反动派充当炮灰，他们成立迁校委员会，集体迁校北平，在北平期间山大教授杜任之，毕业生阎友文直接参与了策动傅作义将军起义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山西大学和祖国一起，经历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及10年文革等多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我入学的1972年，山西大学已发展成为一所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2002年，在百年校庆的日子里，作为曾在这所大学就读的毕业生，我有幸参加了百年校庆的整个活动，见证了母校的百年传承，薪火相继。沐浴着新世纪的阳光，我衷心祝愿母校前程似锦！

　　我就读的政治系设在教学主楼的二层南部，靠前左右两侧是系领导和老师们的办公室，靠后东侧向阳的一个大房间是我们的教室，宽敞明亮，讲台很大，上方依次张贴着马、恩、列、斯、毛的标准画像，课桌分列四排整齐有序。政治系主任王耐群，是个入党多年的老领导，抗战时期曾在沁源县委任职，在著名的沁源保卫战中，日寇围困沁源十个多月，沁源军民在县委的领导下同仇敌忾，誓死与日寇进行斗争，全县没有一个人变节投敌，被传为佳话，系总支书记李风山、副书记李春堂、副主任陈绍兴，驻系工宣队张师傅(具体名字不清楚)。在以后几年的学习中，我对李风山、李春堂两位系领导不好说什么，因为这两位系领导从未给我们代过课，对张师傅印象也不深，因为他不吭不哈。而陈绍兴副主任则是个为人谦和，待人诚恳，学识丰富，斯斯文文的好领导、好老师。他早年毕业于东北师大，据说是地主出身。他中等个子，面容消瘦，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讲课时会发出吭吭的鼻后音，但条理清晰，见解深刻，可以看出他认真的教学态度和扎实的理论功底。学习中他多次给予我具体指导，跟他学到不少知识和教学经验，为我后来在部队从事教学奠定了基础。我还曾先后三次随他下农村进工厂，同吃一锅饭，同睡一个炕，学到了不少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道理。毕业前的一天他曾征询我能否留校任教，一是当时我对留校任教没兴趣，二是解放军学员部队有规定，都要回到原单位，此后没再继续深谈。1980年政治系分为哲学系、经济系、法律学，他成为新设的法律系主任。1984年我由南方调到太原海军电子工程学院，在后来的日子里，无论在部队还是转业到地方，每到节假日，我都尽可能抽出时间到他家中拜望，遇到教学上的疑难问题向他请教，他一如既往给我解答，收益非浅。1996年冬他因病去世，噩耗传来，我代表远在外地的同学送他最后一程，深为他的辞世感到悲痛，直到现在我仍然深深怀念这位恩师。

　　政治系设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运史、中共党史、世界近代史、中国历史几门主课，副课有世界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形式逻辑、中文、日语等，是为军地培养政工和政治理论干部的基地。1990年我转业到省政府办公厅后，更证明了这一点。省四大班子中，有很多政治系毕业的学生，还有相当数量的省级领导出自政治系，地、厅、局级领导干部政治系毕业生更多，在到各市县的调研中，攀谈起来，经常能和政治系毕业的师兄、师弟、师姐、师妹同桌落座。文革前和文革后的一段时间，政治系的毕业生非常抢手，不但在山西分配，而且许多被兄弟省市区要走。

　　我就读学习的山西大学，楼房前后栽植着一株株长势茂盛的丁香树。在我的记忆里，山大校园除了叶子硕大繁茂，高大挺拔的梧桐、国槐、柳树和图书馆门前的松柏，就丁香树最多。到校后不长时间，和着温暖的阳光，一簇一簇的丁香花开了，或白或紫，层层叠叠的花朵在阳光照耀下窈窕绚丽，被风一吹淡淡的清香充满整个校园，有的同学把待开的丁香轻轻折下一支，插在玻璃瓶里，再将玻璃瓶里少许加点水，又香满整个宿舍，在那个生活困顿政治动荡的年代，多少有点小资产阶级情调，但确实给学习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以至毕业四十多年来，成为我回忆大学生活的一种情结。春天，我们这些年轻的大学生徜徉在开满丁香花的校园里，走在两边栽植着丁香树通向教室的校园路上;夏日，我们在青翠茂盛的丁香树下看书学习，娱乐活动，打乒乓球，打板运球；秋天，丁香树开始飘零，枝叶在秋风中摇摆飘散，多少有些苍凉凌乱，但我们已学到了知识；冬天到了，万木萧疏，雪花飘落在丁香树上，像盛开的梨花，又为新一年的孕蕊储备着养分，细细思忖，这不就是我们这些年轻的工农兵大学生的缩影吗？改革开放后，有那么几年，社会上有些人对工农兵大学生存有偏见，似乎他们不具备上大学的条件，更有甚者，还把他们与走后门进行牵强附会的联系。不必违言，单从知识方面，由于文革停课，我们的知识水平确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我们的社会实践优势则是当代大学生远不可及的，知识上的差距经过努力可以弥补，社会实践的短缺就像未经过母乳哺育的婴孩，现实生活中，工农兵大学生在改革开放的重要时段承担重任，不乏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科技工作者，当代大学生也在各条战线出类拔萃，英才云集，这就是社会历史的辩证法，还是列宁说的好，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工农兵大学生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产物，任何事物都有发生发展的客观过程，不可能十全十美，那些对工农兵大学生偏激和过极的言论是不足取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从南方调回山西后的一天，抽闲暇时间到山大寻觅旧踪，教学主楼和曾住宿过的学生楼都在，只是好像已再不是过去的模样，而那些深深留在我脑海里的丁香树，有些长得更高更粗，个别的已枯萎老去，透过枝杈缝隙，望着冉冉升起的太阳，我久久地驻足，思绪也一下飞到了我的年轻时代，禁不住大声呼喊：同学们，我来看你们，你们都到哪去了？

　　我们72级政治系的同学来自山西省各地、市、县机关、工厂、农村以及驻晋军兵种部队。在所谓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非常年代，政治系解放军学员最多，有15名，几乎占了同学中的一半。在此后不长时间内，又有12名同学先后从太原工学院、太原重机学院和山大中文系、外语系、生物系、数学系转到政治系，共计44名，分为四个小组，我在第一组，后来调到第四组。同学们都有两年多的实践经验，绝大多数在原单位就入了党，个别的还是县一级的干部，大都具有初中及初中以上文化水平，品质优秀，作风朴实。因为首次招收工农兵学员，年龄和文化程度差别较大，最大和最小年龄相差八岁，少数同学文化程度不及初中。由于来自五湖四海，特别是不同的生活和工作历炼，每个同学身上都迸发出许多闪光的亮点，这给了大家一个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好机会，一定程度上化解和弥补了年龄和文化程度上的差异。同学们结伴步入教室，一同走进图书馆，共同下工厂到农村进军营，学习中互相切磋共同提高，生活中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刘精策、任毅沁、邵伟崧、张小鱼、刘惠勤、洪占权、李冀川、池俊儒、陈孝礼、韩发宁的组织协调能力，郭慧民、张大河、孔祥明、徐晓南、梁林、赵振生、吉国增、张志龙、张旭光、张耀东、李运生、王建新、赵裕昌的聪慧反映能力，常虎贵、武联联、刘玉翠、程凤英、赵勇、孔先志、傅明、李全枝、郝建娥、郭兰英、张建军的刻苦钻研精神，焦瑞生、郭翠莲、赵战波、王家金、刘远征、王志爱、赵思孝、金大海、陈文、李党生的老练纯朴都给我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值得我向他们好好学习。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至今一想起他们仍然像近在咫尺，感到特别亲切。由于我们72级政治系学员整体政治品质优，组织能力强，身体条件好，在校期间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样样都在前面，运动会上同学们拼搏争先，参观大寨和建校劳动，同学们遵守纪律吃苦耐劳等等，为学校和政治系赢得不少赞誉，捧回不少奖状，受到学校领导和广大教职员工一致交口称赞。

　　政治系的老师们，个个都很敬业，品行也特别优良，他们知识丰富，为人坦诚，善解人意。中国传统文化有一日为师终身父母的说法，我理解那是对老师对知识的一种尊重，所以每当回忆大学生活，那些给我们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就栩栩入生浮现在脑海，最早的班主任罗英老师，教世界近代史的郭杰老师，教哲学的边士疆老师，教经济学的赵才、王致胜、顾德良老师，教中国近代史的孙毓同老师，教科学社会主义的陈绍兴老师，教经典著作的刘翠兰老师，教哲学的徐志明老师，教日语的张海山老师，教中文的陈玉芝、刘定祥老师，教逻辑学的袁爱英老师以及一直陪伴我们的班主任张广汉老师等等，都是值得我仰慕尊敬的。特别是陈绍兴、吴德春、刘翠兰、徐志明、张广汉、边士疆老师，给同学们许多具体指点和保护，在那个“左”的年代，他们不为各种舆论和压力所迫，客观的认知和评价我们，护佑着我们的成长进步，实属不易，四十多年过去了，左的思潮已渐渐远去，老师们也都进入古稀之年，其中有的老师已经作古，回想起他们循循善诱的教诲，为我们付出的辛劳，我十分想念和怀念他们。

　　《资本论》是革命导师马克思倾其毕生精力写就的一部伟大科学巨著，他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通过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细胞——商品及其生产方式，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的形成及增值过程，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记得中学时代，在新华书店的书架上我曾见到过这部厚厚的著作，那时年龄小不懂什么，入伍加入党组织后，明白了我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只认为是一个观点，碰也没碰过更不要说翻翻看看了，走进大学课堂，学习“政治经济学”才有机会接触和学习《资本论》。我记得第一次捧读《资本论》，看着一连串从未接触过的新名词，我只盯着马克思那浓密的大胡子胡思乱想，甚至在底下和洪占权同学悄悄议论：那么浓密的胡子，怎么吃饭？吃馒头还凑合，喝稀饭可惨了。一连几天厚厚的一部书只看了几页。我带着一连串疑问请教老师，老师除了解答问题，还告诉我可到图书馆借一些有关马克思生平、家庭生活、伟大友谊的书籍阅读，果然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不但使我震撼，更让我认识了马克思光辉灿烂的一生。马克思没有固定的工作，饥饿和生存始终困扰着他的一家，差不多把他置于死地，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马克思常常囊空如洗，6个孩子有3个死于贫困和疾病，在极端困难的日子里，他坚忍不拔，倾其毕生精力写出了《资本论》，无情地揭示了资本主义是资本家的人肉机器，是靠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方式发财致富的，这些阅读常常让我掩卷思考，进一步认识到《资本论》在马克思经典著作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带着崇敬和热爱再去读《资本论》就不难理解商品、使用价值、价值，具体劳动、抽象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价值量、货币、资本、剩余价值这些拗口的名词了。岁月过去了几十年，我仍然记得当年捧读《资本论》的情景，其中一些精彩论断直到现在不但牢记并朗朗上口。

　　1972年工农兵学员入校，使当时已停止六年招生的山大校园充满了生机，但长期的停课闹革命，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大多数老师恪尽职守，有的老师放弃休息努力编写适合学员特点的教材，为了让学员掌握科学知识，老师们在课前认真备课，课堂上循循善诱，不厌其烦。还有的老师晚上带着孩子，打着手电筒来到学生宿舍给基础差的同学个别辅导，老师们教得认真，我们学的刻苦。我在72级政治系同学中，年龄相对偏小，文化程度中等，多亏在部队两年多的锻炼，不论接受能力和反应能力应当说还比较强。扪心自问，我家祖祖辈辈，我是第一个大学生，学习机会得来极为珍贵，特别是想到部队首长的谆谆嘱托，战友们羡慕的眼神，我时刻激励自己，不论遇到多大困难一定要好好学下去，多学知识回部队。

　　回忆大学生活，令人难忘的事情很多，而另一类难忘一定是学校索然无味的伙食，那弥漫在空气中甜不甜咸不咸没鱼少肉淡淡的味道，多少年来，一想起来总是挥之不去。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对大学生基本全包，没有现在大学生学费生活费一说，可能正因为如此，伙食质量差的没法提。如若从更深层次分析，还是应归结到当时国家困顿的经济，现在说来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整个社会物质匮乏，二是伙食费低，每天不到四角钱，三是食堂管理不好，冬天蔬菜经常冻坏夏天经常霉烂。因而每个星期除了二、六中午主副食稍有变化，除此一日三餐不是红面发糕就是玉米面窝头或钢丝面，即便如此，还经常做得半生不熟。同学们编起顺口溜唱着:山西的钢丝面那么样的粗，谁要是消化了还得加点醋。副食更是亘古不变的老三样，白菜、萝卜、土豆，少肉少油少盐，就像清水煮过，即使饥肠辘辘也激不起半点食欲。时间不长，我久未复发的胃病犯了，跑了几次医院也不见好，有时下午胃疼起来就约上同学到操场打篮球，以分散注意力。不怕人笑话，大学3年半，学校的饭菜竟没有一次让我垂涎欲滴。同学们调侃，在学校有三快，饿的快、打饭快、吃饭快，没听说哪个同学患有高血糖、高血脂病。班长刘精策，山东临沂人，1米75的个子，在部队是高射炮兵，性格也像高炮，直来直去爽快利索，不论干什么都走在最前面，吃饭时有的女同学刚端起饭碗，他抹抹嘴已经吃完了。在我们组，每天开饭时间，基本都是他端着饭盆去排队，他急匆匆去食堂打饭的样子直到现在我还能记得。

　　因为伙食差，饭菜难以下咽，每顿饭只能吃个半饱，为了解决吃的问题，冬天，我们就把发糕窝头拿回宿舍，放到暖气片上烘干，慢慢嚼着充饥，夏天，则到处找吃的。不久，我们解放军学员就找到了一个好去处——63军招待所，馒头大米和有肉的菜，三两粮票一毛五分钱管饱吃，赶上星期天改善生活，更把我们乐的脸上笑开了花。同学吉国增，河北保定人，1米8多的大个子，比我小两岁，正是能吃饭的时候，一两多一个的肉包子他能吃十几个，返回学校的路上大家撑的“炮”声连连，笑声不断。可惜好景不长，因为逐渐去的人多起来，终于让部队招待所发现了，还逮住了一个穿上解放军服装的地方同学，部队招待所打来电话让学校去领人，吓得大家再也不敢去了。

　　火一样的学习热情，强烈的求知欲望，丝毫没因索然无味的伙食所泯灭，除了吃饭和正常休息，我们几乎整天泡在教室和图书馆，认真看书整理笔记，查阅资料。那时文体娱乐活动很少，电视更是稀罕物，因此星期天基本不休息，吃了饭就在宿舍和同学们探讨学习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知识就这样慢慢积累起来，三年半下来自己也感到学了不少知识，打下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有了提高。由于在部队报道组的熏陶，业余时间我还用所学的理论联系实际撰文，给报社投稿，万余字的理论文章被“山西日报”“山西出版社”采用。1973、1974那两年，我还先后两次被军部（202）部队理论组临时抽调，参加到昔阳县和大寨村学习宣讲经典著作和编写“昔阳遍开大寨花”等活动。在昔阳县和大寨村生活的日子里，我走遍了虎头山下的七沟八梁一面坡，多次和陈永贵、郭凤莲、贾进才、梁便良、宋立英等全国著名劳模近距离接触，听他们介绍大寨发展的历史，深深被他们“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英雄豪气所折服，那两年知识和见识收获真的不少。

　　1974年初，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使学校刚有了转机的教育事业又陷入新的危机。恰在此时，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例行体检中查出癌症。在周总理病重入院治疗期间，作为毛主席提议并委任，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领导人邓小平，在复杂艰难的政治形势下，“敢”字当头与“四人帮”进行着错综复杂的斗争。当时，作为一名20多岁的大学生，不可能清楚和洞察中央高层正在进行的异常尖锐的政治斗争，但经常对时而东时而西的政治风云，莫衷一是、迷惑不解。在以文科要结合现实斗争组织教学，以“社会为工厂”，“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的口号下，学校要求我们开门办学。1973年初夏，我们到了绛县的南柳和大交公社，我在陈绍兴副主任带领下与王家金、孔先之、武联联等分在大交公社磨头大队，白天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晚饭后和贫下中农一块学理论，开展大批判。1974年初春，太行山的积雪还未溶化，早绿的杨柳还未发芽，我们又奔赴晋城，和基层干部、工人、农民共同学习《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我与李党生、孔祥明、张志龙、赵振生、赵裕昌、李全芝、刘玉翠、武联联，老师边士疆在钟家庄公社晓庄大队，之后陈绍兴主任也来到这里，不久后我又参加小分队到晋城钟家庄公社农具厂、28军83师警卫连学工学军，转眼几个月过去了，等回到学校，心里感觉沉甸甸的。在那段时间里，虽说也有一些收获，进一步理解了农民种田工人做工的辛劳和不易，但失去了很多课堂学习时间。回校后，记得我在日记中这样表述当时的心情：“时光荏苒，转眼已经近三年，再不坐下来认真学习就没机会了”，说明了当时的心情，因而格外珍惜时间，沉下心来尽量多学习多看书，夺回了失去的时间，见到了学习成效。

　　1、学理论。学理论是大学生活中的主要任务，这件事是在教室、图书馆、宿舍三点一线完成的，我们在教室认真听老师讲课，在老师的指导下登台宣讲。我记得，同学们个个不甘落后，在讲台侃侃而谈，发表自己的观点。到图书馆抢占座位，查阅资料，在教室和宿舍交流笔记，争论学习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由于文革造成的文化断层，大家对知识的渴求十分强烈，因而都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习起来废寝忘食。

　　4、学农。我生在农村，虽然在少年时期成长的过程中在父亲的工厂长大，但对农村和农民一直怀有深厚感情。一代又一代的农民，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面朝黄土背朝天，每一粒粮食都是汗珠子摔八瓣换来的。常言说，民以食为天，是他们供养了整个社会，是我们真正的天。但真正理解农民农村的伟大还是在步入社会特别是在大学学农过程中逐步得到的。农民的善良、质朴，辛苦，不论男女都深深扎根在我脑海里，绛县大交公社磨头大队的老愚公韩大爷、团支部书记朱荷叶，晋城钟家庄公社晓庄村的党支部书记王翠翠、妇女主任韩桂香等，都在我脑海里留下深刻记忆。在后来转业到地方工作的日子里，我还有幸成为晓庄村的荣誉村民，并和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模、全国巾帼英雄、该村党支部书记王翠翠等成为要好的朋友。

　　5、学军。我是个军人，按理说，学军不应是个问题，其实不然，这不但因为自己参军后基本在机关工作，更主要原因是部队和军人是有很大不同的，不必说陆、海、空三军的差异，就陆军各兵种承担的训练和作战任务来说也具有明显差异。工程兵的艰苦，铁道兵的辛劳，装甲兵的严格，汽车兵的威风。。。。。。至今令我难以释怀，记忆犹新。我学军来到28军83师警卫连，这是一支英雄的部队，战争年代，抗日战争时期，在胶东半岛打日寇，解放战争时期，孟良崮战役围歼74师，之后横渡长江，解放上海等，从我的家乡山东一直打到福建，之后换防来到山西运城。我在警卫连学军的时间不长，还遇到一些身体上的不如意，但在和他们的接触中真正体会到了野战部队的严格训练和严格要求，我来自汽车部队，两者相比，更加珍惜军人的荣誉。

　　6、一块手表。刚上大学那会，我们班44名同学横竖不超过10块手表，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宿舍6个人只有两块手表，其中有孔祥明同学的一块“钟山”牌手表，听他讲是托战友花18元钱从南京买的，同学们谁去市里，就借着戴上它掌握时间。当时我的部队4连、9连在市内执行运输任务，团首长也经常到太原检查工作，星期天断不了有战友捎话要出去见个面，因而我借戴的次数多一些。第二年，为了上课和生活中记时方便，我思忖良久，横下心来，用平时积攒的津贴费75元钱也买了一块“北京”牌手表，花光了我几年来的全部积蓄。那深蓝色的表盘，晚上淡淡的夜光，那个年代确实比较新颖，因而我特别珍爱。这块手表不但给我学习和生活带来了方便，还由此引发了不少风波和趣事，一起参军入伍的战友见了背地讽刺挖苦：这小子不但上大学还戴上手表了。假期回到家，看到我带上手表，得到母亲肯定夸赞，她多次和我说，这是正事。几个本家小侄子则经常把我团团围住或紧紧跟在屁股后边，趴在我手腕上看个不停，一会听听声音，一会抬起头不住询问，叔叔，几点了？现在想起来，实在搞笑。

　　7、看一场“乒乓球比赛”遇到的尴尬。十年文革时期，除了几部样板戏，可以说万马齐喑。我上大学那会，文体活动很少，没有电视、没有棋牌室，生活单调枯燥，至于现在十分流行的网吧，不要说见就连想也不可能想到。日常生活中，只能听听收音机、看场电影算是最大的精神享受，但“新闻简报”要占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才是所谓正片，但也大都是审查过关看过多遍的几部老电影或样板戏，剧情台词早已烂熟于心。观看一次真正意义的体育比赛，那是千载难逢，求之不得。我记得上大学期间，学校经常停电，图书馆不能去，教室不能待，宿舍黑洞洞的，为了打发时间，就约上同学到附近的省委党校等地转转看看有什么活动，但大都一样。1973年8月的一天，全国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在太原举行，那时，第31届世乒赛刚举办不久，全国正掀起一股乒乓热，从报纸上得到这个消息，我们十分高兴，吃过晚饭，同宿舍的我、精策、祥明、瑞生不约而同，一拍即合，骑上借来的自行车，一人戴一个飞驰而去。球场上我们亲眼目睹了后来成为著名运动员的郭跃华的高超球技和一大批青少年运动员的风采，为我国乒乓球运动后继有人骄傲自豪，返回的时候，自行车颠簸在黑洞洞的路上，我们几个还议论纷纷。好不容易骑车抹黑到了学校，那知学校大门早关了，没办法，我们只好绕到学校南门，这里虽不是正门，但也关得严严实实，我们几个求爷爷告奶奶，想了很多办法，费了很多周折才进入学校回到宿舍。这件事情不大，但折射的是哪个年代文体娱乐活动的贫乏，因而我记得特别清楚。

　　8、温馨的细粮饭劵。不记得从何时起，学校为了调剂我们的伙食，每月开始给我们发4张细粮饭劵，我们班的这件事由生活委员孔先志同学来做，一般星期六傍晚发到每个同学手中，所以一到星期六晚饭后，大家见到孔先志心里都乐呵呵的。先志是山西平遥人，嗓音细而圆匀，听到她轻轻的敲门声和那甜甜的女高音，那温馨的一刻直到现在我还清楚想起。就几张细粮饭劵，有些女同学自己还舍不得吃，把它悄悄送给心目中的男同学，傻瓜也能知道那送的不是饭劵而是爱的“秋菠”，如果男同学知趣，美好的故事可以继续发展，几张饭劵就成了爱的红线，只不过这种事要做的十分隐秘和巧妙，如果让同学们发现了，女同学脸上一定臊的通红。说实话，这种事还真让我瞧见过，可是我就不说，直到现在我也不说，因为在我身上也发生过这种事。外语系一个女同学，是我部队一个首长的表侄女，来自山西阳泉的一所学校，她中等个子，眼睛大大的，皮肤白皙，红扑扑的脸庞很招人喜爱。经过首长介绍我们相识，其实在学校的饭堂和图书馆我就多次见到过她，只是不是一个系，男女同学又不便搭讪，自此之后来往多了，她就悄悄在操场送给我三次细粮饭劵，让我很感动，也激起不少爱的涟漪。但在后来的交往中，我发现她的家庭关系十分复杂，她人也怪怪的，似乎内心藏着很多东西，猜也猜不透，就当机立断，中断了与她的来往，为回报她的一片爱心，我思忖再三，给她买了一条粉红色纱巾。若干年我转业到山西省直机关后，从外语系一个同学口中得知她毕业分到山西省交通厅所属一个职业学院工作，一年后又听这个同学说，她因病去世了，还撇下一个九岁的儿子。听到这一消息，说实话真让我心痛了很久，毕竟同学一场。想到她英年早逝和那一段令人难忘的温馨往事，更为她的辞世感到惋惜。

　　9、两辆自行车。上大学那会，我们班同学中有两辆半新不旧的自行车，一辆是焦瑞生的，一辆是任毅沁的，那几年，这两辆自行车几乎就成了我们班的公用车，谁有事谁用。大学期间购买日用品近处到坞城路，课间或星期天同学们结伴而行，溜溜达达就到了。但由于文革折腾，商店内可供选择的商品很少，市中心五一大楼的商品相对多些，要么坐公共汽车，要么骑自行车。我记得那时候男同学能穿上一双翻毛皮鞋，一件的确良白衬衫都相当时髦，只要听说哪里有急需的时兴商品，自行车就派上了用场。我与瑞生一个宿舍，骑得次数相对多些，跑过许多地方，武宿机场的空军服务社，63军的军人服务社我去的最多，部队内供的红糖、白糖、汾酒、麦乳精这些在当时来说的紧俏货也能买到。临近毕业，我与瑞生调侃：我说，你的自行车是我们骑坏的，我的拖鞋可是你穿坏的，他咧咧嘴笑了。

　　10、第一次回家的温馨记忆。令我没有想到，不但上了大学，而且每年还有两次休假机会，一次暑假，一次寒假，得知这个消息，真是从心眼里高兴，想到部队的战友探亲休假要排很长队，战友们如果知道这个消息不知又该羡慕成什么样子，因此更加高兴的不行。算算离开家乡已有四个年头，父母哥嫂姐姐妹妹等亲人时刻在我心中激荡，故乡的一草一木，山川河流也经常在脑际萦绕。与我一样，父母也时刻想念我这个远在千里之外的儿子，家信中，字里行间那些谆谆嘱咐就能体会到：儿行千里母担忧。学生票买好了，回家的时刻就要来临了，晚上躺在床上竟久久不能入睡，直到登上火车才确知是在回家的旅途上，幸福降临的如此之快，恍若一切在梦中。记得第一次放暑假，我与祥明、精策、家金同路，一路上说着知心话，玩着扑克，倒也不觉得寂寞，只是那归心似箭的心情就感觉车速太慢，狠不得插上双翅一下飞到父母身边。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故乡去了又回，回了又去，百回不厌，乐此不疲，回家的感觉真好。但第一次回家的记忆最深刻，最温馨，幸福的一幕幕永远珍藏在心底。

　　1975年，是邓小平以大无畏的精神领导整顿取得显著成绩的一年，有人曾把这场整顿比作“刀尖上的战斗”。事实确实如此，作为文革受害者，走资派二号人物的邓小平复出工作，让广大群众看到了希望，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到处传颂着对他的赞扬之声。邓小平领导整顿首先从铁路抓起，之后又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让钢铁元帅升帐，还有教育座谈会、国防工业座谈会等等，不折不扣地诠释着他敢字当头的领导风范和运筹帷幄的战略才能。在山大校园我亲身感受到整顿带来的新气象，但与此同时也不断传来“四人帮”对他的种种攻击和诬陷，从传达的中央文件中，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说“我不怕被抓辫子，我是维吾尔族小姑娘辫子多，一抓一大把，抓辫子不外乎被打倒，要打倒就打倒我”，“大字报一万张也不怕”。听到这些话，我们都为小平同志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所鼓舞，会心的笑起来。

　　1974年寒假后返校已是1975年二月末，我三年多的大学生活已近尾声，主课已经学完，重要的几部经典著作通读了一遍。进入五月，为配合毕业实践，我们又来到位于太原北郊的军工企业（兴安化学材料厂）进行社会调查，回校后很快进行毕业总结。回忆大学生活的近1200个日日夜夜，国家政治风云时而日丽风轻，时而电闪雷鸣，我庆幸自己在变化莫测的非常年代，没像“四人帮”极力宣传提倡的那样充当反潮流战士，交白卷英雄，随波逐流，在风浪中起起伏伏，不妄评自己经受了考验，但确实学到了不少理论知识，增长了一定的明辨是非的能力。进入八月，陆续有部队来接学员，八月十八日，战友李冰受部队首长委派来到山大，这预示和同学们握手话别的时刻将要到了。三年多的同窗生涯，虽处在非常年代的特殊时期，但不长不短的一段时光，同学们在共同学习互相帮助中结下了深厚友谊。这一别天南地北，不可能还像现在这样朝夕相处，对于个别同学或许一生都难相见，因此惜别的心情非常浓厚，互相帮着整理东西，忙着合影留念……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记得孔祥明同学第一个离开学校，他的部队汽车49团，因202部队撤销建制划归了武汉军区，并由山西大同移防到河南焦作，我送他离开学校，分手时他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放。我是第二个与同学们握手话别，就那么巧，我从北营车站乘火车去太谷部队，孔祥明从太原火车站乘火车去焦作，在北营车站的站台上，他乘坐的列车从我身边驶过，肯定是他在火车上看到了我，从车窗口探出，不停地大声呼喊着我的名字，使劲向我招手，当我看到他时，列车从我身边已疾驰而去。我俩同年入伍，都来自山东泰安，而且两家相距不过数里，中学时还在一个学校读书，入伍后一块到了山西，同在一个军级单位，但不在一个团，没想到上大学又走到一起，一个系一个学习小组还住同一间宿舍，不论在学校还是探家或返校的旅途上，来来往往形影不离。北营车站的这一挥手，何时再相见，难以预料。后来我俩的不同经历说明了这一点，他毕业后到焦作，我到了太谷，之后他辗转到陕西安康、青海格尔木，我则到了北京、天津、安徽合肥、蚌埠、江苏镇江……之后调回太原，直到1995年，他因公出差到太原，我俩才有了离别后第一次畅述同窗之谊的机会，而很多同学直到现在也未曾谋面，有的同学40多年来音讯皆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