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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学府三十年

作者:邹玉现   发表日期:2012.6.26

 
19657月,我从山西大学政治系毕业并留校工作,至1995年底退休。我在山西大学这个山西最高学府工作了整整30年。
留校后,我被分配到教育系,任62级学生班主任。1966年上半年,文革开始,天下大乱,组织瘫痪,一切陷于无政府状态,班主任当然也就无事可做了。
1971年,我校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新的党委成立了。新党委认为我校没有必要设立教育系,于是具有数十年办学历史的教育系被撤销。撤销后的教育系的教职工除几位老教授由学校负责安排、成立外文编译组、从事外文教育资料的翻译工作之外,其他人员或者回原籍工作,或者被分配到其他系工作。1972年从山大招收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进校后,我和几位老师被分配到中文系工作。当时中央决定,凡属党政机关、高校教工、学生都必须学习《共产党宣言》等六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时任中文系主任的董冰竹同志要我负责对一个班学生的学习进行辅导工作。我的主要任务是在学生自学的基础上,组织学生集体讨论,并负责给学生释疑、解惑。我虽系政治系毕业,也学过这几本书,但现在要给学生释疑解惑,仍觉功底太浅,困难很多。于是我只好再收集资料及参考书,重新研读、认真准备,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对学生的辅导工作。此后不久,不知什么原因,我又从中文系被调至离校近二十里的“711”防空基地,从事挖防空洞工作。每日来回奔波,步行数十里,如此者将近一年时间。
1975年,我校党委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校领导调我到该办公室工作,负责对文革中所造成的一些错案进行重新调查。这个办公室共有工作人员数十人,由郭德厚同志任主任。在校党委的领导下,该办公室落实平反了一些错案,取得了一些成绩。后来,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开展,这个办公室也就名存实亡了。此后,我被分配到学校机关总支。不久,又调到学校人事处任干部科副科长。1980年初又被借调到省高教厅从事调整工资方面的工作。此项工作虽系临时性质,但一干就是二年。此间,我在高教厅有关负责人的领导下,曾到一些院校调查了解教职员工提出的有关工资问题。当这项工作基本完成后,厅领导曾征求过这些临时借调同志的意见,并表示愿意留下来的即可分配到厅的有关单位从事工作。考虑到我的个性与工作能力,我还是决定仍回山大。回校后干什么?是仍回人事处,还是从事别的工作?对此,我在进行了深入地思考之后,决定并申请调出人事处。当时马列主义教研室的领导曾希望我能到该室任教。这项工作与我所学专业正好对口,我也有这个意愿。但考虑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经验教训,决定还是远离政治为好,于是我予以婉言谢绝。当我正在为自己的未来进行思考之时,原来我在教育系工作时的老朋友、教育系恢复后任系教学副主任的吴育桂同志,希望我回系工作。回系做什么工作呢?我不是教育系科班出身,搞不了专业教学,搞行政工作我又不太愿意,我想,我已过不惑之年,再不能这样游荡、浪费时光了,应该做点实实在在的有用的事情。当时,教育系刚刚恢复招生,不论教师还是行政人员都很缺乏。特别是教学方面有些课程尚无人去教。吴老师曾希望我回系承担《中国古代教育论著选读》这门课。经过考虑,我觉得我可以承担此任,于是便答应了他。之所以敢于答应,是因为,我在政治系读书期间,系里曾经设立过《中国古代散文选读》这门课,课时一年,每周四小时。当时系里要求学生不但要集中精力听讲,而且还要求每讲一篇后,学生都要能够背诵。而我对这门课兴趣极浓,不仅能背诵老师讲过的内容,没有讲过的,通过自学,弄通文义后也能成诵。在中文系恢复招生后,我曾随学生系统地听过顾植老师讲授的《中国文学史》和李靖芝老师讲授的《古汉语》两门课。1979年后,中文系招收《古代文学》研究生班,我在工作之余,又随研究生听过戚桂晏先生的《训诂学》、孟维智先生的《文字学》、余靖嘉先生的《音韵学》,并阅读了有关参考书目。这些都为我以后从事教学,打下了初步基础。重回教育系工作的事决定以后,即向学校有关部门和领导提出申请,经批准后于1982年初回到教育系。系领导为保证《中国古代教育论著选读》的教学质量,决定送我去北京师大教育系所办的《中国教育史》单科进修班学习三个月。回校后,我即集中精力和时间,认真备课。从82级开始一直教到91级共教十年。从1985年开始,我又开设了《古汉语通论》课。这门课本来是由中文系《古汉语》教研室来承担的,但由于该室承担着全校文科各系的《古汉语》教学任务,教师少,任务重。于是中文系推荐我来承担教育系这门课的教学。由于自己毕竟不是科班出身,既非中文系毕业生,也非教育系毕业生,在备课和施教中遇到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既然承担了这个担子我就得把它担起来。那时尽管收入不多,经济困难,我还是节衣缩食,省出钱来购买了一批有关这方面的书籍,包括一些工具书。边学边教,边教边学,遇到困难即向有关专家求教。如讲授《中国古代教育论著选读》这门课,不仅要对课文中的字、词、句解释清楚,还要讲清楚每个教育家的生平、事迹、教育思想等,而这方面的知识是我最缺乏的。为解决这个问题,除向中国教育史专家李大章教授请教外,还专门购买了一套由全国著名教育史专家、学者毛礼锐老先生主编的五卷本的《中国教育通史》,认真阅读、钻研。在讲解古文篇章时遇到困难,就去查阅有关工具书,仍不能解决问题时,就向中文系古汉语专家戚桂晏老先生及顾植、肖泰芳教授求教。戚老先生一生从事古汉语的教学与研究,成果累累,成绩斐然。虽是国内著名学者,但对我这个初学者却没有一点学者的架子,对我提出的问题总是耐心解释。为了一个词或一句话,他常常是溯本求源,加以解答,直至使我弄懂为止,并教我检查和使用工具书的方法。老先生当时已年逾七旬,那种“诲人不倦”的精神,实在感人至深。他的道德文章堪称典范。他的学问,实在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老先生这种“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深深地教育了我,使我在备课和教学中非常认真负责。对每个字(词),句都要解释清楚,讲出出处。不懂就是不懂,绝不望文生义,胡乱解说。与此同时,我对学生的作业亦进行认真批改,认真批改,并写出评语,对学生作业中的错别字,以及词不达义的病句也要认真予以改正。
在搞好教学工作的同时,我也注意了科研。当然由于后来兼任了系总支书记的工作,在科研上并未搞出多少成绩。我搞的科研,不是为科研而科研,而是把在教学中遇到一些不解的问题,作为一项题目,进行研究,把研究的结果,再用于教学。如在讲授《中庸》一文时,对《中庸》的作者产生了怀疑。于是就对《中庸》中阐述的有关问题,与《易传》、《荀子》等书中所阐述的相同或相似的问题作了对比研究,并就《中庸》本身阐述中的矛盾观点,经过认真思考做出了《中庸》非子思作,或者说不完全是子思作的结论。当然,这只是自己的一家之言,未必能为学界所承认。因为是教学中发生的问题,故写出自己的看法,发表出来,供有兴趣者研究。
在教学过程中,我对《礼记》一书中的一些篇章甚感兴趣,于是产生了对《礼记》进行系统研究的想法。在这方面我写了大约七、八篇文章,其中公开发表的有三篇;有些虽已成文并寄给某些杂志,但因与时代潮流相违,故退了回来。如对儒家思想是否应该一分为二地去看,既要看到它思想体系中对现代社会有积极影响的一面;也要看到它思想体系中对现代社会有消极影响的一面。有的,则写出了详细提纲,如《中庸》中所包含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大学》中的道德教育思想等这些基本草成的文稿因被调离教育系而未能最后定稿发表。总之,在科研方面虽做了一些工作,但实在是微不足道,不足挂齿。这里只是为了回顾自己后半生的所作所为,不得不提罢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正当我集中精力与时间去搞教学和科研时,有一天学校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兼任教育系党总支书记一职。我想,我好不容易脱离了政治圈子而转入教学领域,而且教研工作正处在向深入发展之时,时间非常宝贵,于是我婉言谢绝。但是过了十多天,学校领导又找我谈话,说是党委已经决定,作为党员个人必须服从组织。话已至此,对我这个已有三十多年党龄的党员来说,已无话可说,只好服从组织的决定了。
党总支的工作,主要是服务于教学和科研工作。我们是集体领导,分工负责。韩向明同志负责教学科研,赵寿山同志负责学生工作。我主要是负责教师方面的思想工作。教育系是一个小系,又是刚刚恢复的系,除了原来的教师能归队即归队,还从外地调进几名教师,总共也不过二十多人。人员虽少,但也是矛盾重重。主要表现在,原来几位老教授之间的故有矛盾;中年教师在文革中产生的恩恩怨怨;新调来的同志与原有教师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是由文革中的派性所产生的矛盾。这些矛盾严重到某些人之间见面不说话,讨论不发言。这虽然只是少数几个人,却发生在骨干教师之间。这就严重影响到全系的教学工作。我认为如果解决了这个矛盾,其他矛盾就会迎刃而解。于是我就在这个问题上下功夫。和这些同志多次进行个别谈话交换意见,解除他们之间思想上存在的某些疙瘩。经过这样反复地、长时间的工作,终于使矛盾得到缓解,从而有利于教学的进行。
在学生工作中,因有专人负责,我管得很少,有些难以解决的问题由总支委员会集体讨论解决。这里特别要提的是1989年夏所发生的那一场风波。当时,在校党委的领导下,全系干部都集中精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当部分学生参加静坐绝食时,我们几个主要干部都亲临现场动员学生返校复课。为此,我还专门找系学生会、各班主要干部做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希望他们一定冷静思考,回校复课,以免上当受骗和做出违法乱纪的事。后来,根据中央精神,全校师生对这场风波,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反思。我系全体教职工及学生通过深刻的反思,从这场风波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提高认识。从而使我系的教学及一切活动又恢复了正常。
兼任总支书记之后,耗费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使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都受到了严重影响。这不能不是一件令人深感遗憾的事。
1991年底,学校又把我从教育系调到人事处,担任人事处长。人事处是全校最为敏感的部门,也是大家众目睽睽地注视着的部门,稍有不慎,就会“跌跤”。正因为如此,80年代初我才主动提出从人事处调离。现在又要我再回人事处,实在是有违自己的意愿。况且这样就意味着将会彻底脱离我所感兴趣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但是一个“组织决定”,又把我难住了,只好服从。1992年初,我怀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去人事处报到。并且自我警示:多做好事,少做错事,不做坏事。努力工作,力争做到让大多数人满意。
十多年过去了,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一切都变得那样的生疏。因此我到人事处后一切工作都必须从头学起,一切情况必须重新熟习,例如熟习各项人事工作的方针政策、具体规定、全处工作人员的思想状况、工作能力,熟习人事处与校内各系处的工作关系,加强与上级人事部门的沟通等。在系里兼任党总支工作后,我就觉得浪费了我很多宝贵的时间与精力。现在再搞这些,更觉得会付出更多的时间。但要服从组织分配,做好工作,又不得不这样做。
对人事处的基本情况熟习之后,我即与处的其他几位领导研究制定了处的具体工作。首先是几位处领导做了具体分工,各负其责,各司其职。每周举行一次处务会议,会上各科室汇报一周的工作,并研究安排下周工作。凡属在个人职权范围之内的事情,各分管领导及科室有随时处置之权。但必须向处务会议通报。比较大的问题如人员的调进调出,校内各单位之间的人员调整,科级干部的任免及有关执行政策、规定等,必须经过处务会议研究决定。有些还必须经校长办公会议研究,而必须请示校领导的,就一定要送校领导批示或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后,方可执行。处领导个人不得随意决定,不能一个人说了算。
我在人事处工作期间,做的主要工作有以下几方面:
一、教职员工的调进调出。这项工作是关系学校的整体利益,也关系到每个人的个人利益的大事,是最为复杂,最令人头痛的事。人员调动一事,首先,由各系处根据自己的编制及需要提出人选,并在业务上严格把关。凡属教师编制的要由教务处提出意见,由人事处进行审查,最后送交校长办公会决定再执行。
二、毕业生包括研究生留校。这项工作,每年进行一次,先由各单位提出计划,人事处综合提出全校的计划,报省教委人事处审批。计划批准后各用人单位要对拟留校人员进行业务上考察和把关。拟留校人选确定之后,再由人事处组织,教务、学工部等单位领导以及主管校长、书记参加,对每个拟留校人选进行面试、答辩,在此基础上,最后决定留校的具体人员。
三、招工。1992年后半年,省教委为了补充各高校因自然减员而空出的编制,给各高校下达了招工计划。当时主要是为了照顾本校教工子女就业的一些困难,但必须要保证质量。为此,人事处制订了招工的具体办法,报请校领导批准后,我处再具体执行。
四、工人转干。根据教委下达的指标,人事处具体制定了方案,报请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后由人事处具体实施。转干人员被确定后,人事处再对其进行具体培训。
五、制订吸引人才(博士或留学归来者)办法及由学校送出攻读博士学位者的经济补贴办法。如从外单位吸收来我校工作的博士优先解决住房和配偶工作,并发给一定数额的科研启动金。送出培养读博士学位者,学校报销来回车票,发给在外生活补贴。为了使这部分同志学成后回校工作,每年春节期间我们人事处还要举办一次茶话会,与这些同志座谈、交流思想,联络感情。
六、主持1993年山西省高校工资改革的试点工作。我校是此高校工资改革的试点单位。省里有关部门旨在通过我校的试点,对中央此次工资改革中的各项政策规定,提出修正或补充意见。这次试点当然是在省教委和省工资办领导下进行的。通过具体测算,我们对中央的规定提出了八条修正意见。如方案中规定调资工龄十年为一段。按这个规定,工作一年的职工和工作十年的职工的工资处在一个级别。具有一年教授龄的教授与具有十年教授龄的教授的工资处在一个级别。我们认为这极不合理,这才是真正的“大锅饭”,真正的“平均主义”。方案中规定同年参加工作的人员,从事教学的要比从事行政工作人员的工资低一百多元。我们认为这也是极不合理的。应该是基本持平,或教师应略高于行政人员。方案中明文规定此次改革,高校教职工工资应略高于公务员。对此我亲自测算了厅级、处级、科级三个层次,六个干部的工资,结果凡属于公务员的工资都高于高校工作人员的工资。这与方案规定不符。对于这些意见在总结汇报时,我都向省工资办领导做了详细汇报。
七、办理离退休人员的离职手续。根据学校规定每年于六月底和年底办理两次。属于教授级的离退休人员,在离职前都要由学校主管或协助主管的领导到各退休人员家里进行谈话。对副教授及处级干部由人事处负责同志谈话。其他人员由各单位领导谈话。这主要是表示对离退休同志的尊重,和对其一生工作的肯定。
工资改革以后,政府规定,每二年晋升一次工资。而且是以930日的在册人员为准。如果退休人员退休的时间在6月底以前,那么这部分同志就延期到930日后,再办理离职手续。当时主要考虑到同志们工作几十年,在退休前再能享受一次晋升工资的待遇。这种做法是经校长同意后才执行的。
八、办理全校教师的职称评定工作。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处务会议并不具体研究教师职称的评定。而是由处里主管领导直接向主管校长汇报,然后到评委会评议。处里其他领导也不参加评委会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处领导对职称评定中遇到的问题,撒手不管。
九、具体组织实施全校的扶贫工作。从人员的抽调、培训到经费的筹集,以至到扶贫点考察工作等都由人事处负责。
十、职工福利金工作。主要工作有以下几点:一是每年元旦前后对离退休老同志进行慰问;二是平时对教职工中经济确实困难者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助;三是对因病住院或年老多病卧床不起者进行慰问。
除上述之外,人事处所做的工作还有协助党委组织部对挂职锻炼干部进行考察、主管学校的计划生育工作以及对全校教职工进行重新定编等。
以上工作,都是全处同志共同努力去完成的。特别是赵理珠、赵存存、乔全生几个同志做了大量工作。这些虽系日常事务性的工作。但却牵涉到全校每个教职工的利益,所以特别引人注意。正因为如此,所以每天找我们谈工作者可谓络绎不绝。也正因为如此那几年我确实是很辛苦的。因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可想而知的。
人事处的工作是在彭校长和副书记刘铁桥同志亲自领导下进行的。有重大问题就向他们汇报请示,有些问题根据校长意见,提请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对于学校领导我是尊重的,下级服从上级这是组织原则。有些不同意见,我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供领导参考。
我在人事处工作期间,没有以权谋私,没有为自己办过一件事。记得有一次,我的妹妹提出要将她的女儿调来山大。我当即拒绝,并说明原因。一次在处务会议研究调入教师时,中文系报请调入名单中有我的二女儿和女婿。我当即决定给中文系退了回去。在此期间,也有人为办事而给我送钱送物,但我都拒收。对有一些这样做的年轻人,我还提出严厉的批评。
我的一贯的工作作风是认真负责,严格按上级有关规定办事,绝不拿原则作交易。因此,也得罪了不少人,包括个别校领导。但在不违犯有关政策规定的情况下,有些事也需灵活处置。能为教职工多做一点好事就做一点。遵循古训:“勿为善小而不为,勿为恶小而为之。”在处内我和同志们的关系是和谐的,善于听取同志们的意见,对同志平等相待,绝不搞特殊化。对某些同志工作中的问题也能提出批评。“责己重以周,待人轻以约。”因此全处团结一致积极工作。学校每年对人事处工作进行考评时都给以优良的好评。1994年我还被评为全校优秀管理工作者。这也是学校领导对我们全处工作的肯定。
时光荏苒,三十年弹指一挥间。时而行政,时而教学,而搞行政的时间,则大大超过搞教学的时间。大好时光,就这样在无所作为中一闪而过,觉得实在可惜。工作虽努力而无业绩,一生淡泊名利,对人无所求,不为私利而低头;对事无所争,不为求名而折腰,绝不随波逐流,媚世趋俗。学术虽钻研,然为时已晚。诚如古人所云:“时过而后学,则勤苦而难成。”一生虽酷爱读书,但读的太少,且浅尝辄止,不求甚解。毫无成就。实在是碌碌无为,年华虚度。对同辈所取得的成就,总是抱着“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的敬佩心情。能够静下心来,排除一切干扰,集中精力与时间努力读书,是我最感愉悦的事。可是自兼任系总支工作,特别是在人事处工作的几年根本无暇读书。每忆至此,总感悔恨不已!然而,每个人的命运并不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觉得关键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努力做好本职工作。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自认为,对此亦应客观地历史地去看待。我既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因为无论是在过去的行政工作中,还是在过去的教学工作上,我都能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到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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