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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五年
作者：张桂英 发表日期：2010.6.29
十七年的学生生活，使我最难忘的就是五年的大学生活。
一九五九年，我被录取到山大政治系。那时，我充满了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求知欲望。进校后所发的教课书就是马列著作和毛主席选集。所有这些书，在那以前，对它的理论性、思想性、实践性，知之甚少。书一到手，就日夜沉浸在那些书堆里。记得清清楚楚的书得到一本斯大林自传后，那天是星期六，当天晚上我彻夜未眠，赶到天亮就读完全书。为什么会那么想呢？当时，与那本书是借来的有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与一种新鲜的、理想的政治追求有关。直到有一天，和同学到图书馆转了一遭，书海一样的图书，震撼了我的心灵。我认为自己太傻了，二十几岁的人了，只读过那么几本课本，什么中国历史名著、现代名著，多数不知其名，更别说读过了。从那时起，我下定决心，要苦读群书。除了学专业课程之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星期六不参加舞会，星期日不瞎转悠，开始读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接着读什么：《儒林外史》、《资治通鉴》。。。。。。一本接一本，一套接一套的读呀，读不仅读书，还每天坚持写日记。我的这些举动还传到系主任那里，系主任让班长要我的日记看。但是还不知道有个人隐私一说，就毫不犹豫的给了。心想反正我现在是读书、写日记，没有什么可怕的。系主任看了我的日记，明白我纯粹是为了填补自己的空白，是为了扩充自己的知识，觉得没有什么不对，不到一天时间，就把日记本退回来了。本来，在那时我认为记日记，不仅能把自己人生的阅历和思想认识记录下来，还能体改自己的写作能力，打算把自己日记坚持写下去的。但后来中断了。原因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在批判卫、王、王时，搬出笔记本上记得那些话为“理由”，使我触动很大。笔记上的东西也可以成为批判一个人的把柄？所以，从那以后，我任何记录都只记提纲一、二、三。。。。。。。
大学一毕业，我就被分配到了山西省委财贸政治部工作，从此走上政途，这与我在大学所学专业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我在大学读了那么多的书，丰富了理论知识、历史知识、文学知识、提升写作能力有关。
在那五年里，还经历了国家经济困难时期。那五年艰苦的生活，使我终生难忘。那时，什么都凭票买，买布要布票、买粮要粮票，连买饼子都要票。每月供应的粮食不仅限量，而且还按粗细比例。但是，那时最大的好处是不交学费，每个月还发十五元的伙食费。我还额外享受两元五角的助学金。当时，我每月省着，吃饭仅花九元，就连每月发的半斤饼干票，都舍不得，让给同学吃，让给同学。用节省下来的钱，购买牙刷、牙膏、肥皂等生活必需品。每学期开学时，丈夫给我的那五十元，用于购书、学习笔记等学习用品，还包括回家的路费。学校的伙食，对于女生来说，我是觉着能吃饱，就是质量太差，吃的多是玉米面窝窝头、高粱面发糕，发而不发，我们称它为“耐火砖”（又红又硬）。为了防止学生浮肿，食堂经常给我们发半脸盆高粱醋，我们放在宿舍的桌子上，用吃饭的小勺，一勺一勺的舀着喝。有一天，我的一位同学对我说：“你们南梁村的姚娃（小名）吃不下高粱面发糕，在那里哭喱，你去劝劝吧！”因为，她在家里是独生女，在家就不吃粗粮，何况高粱面发糕在她老家见都没见过。她就是由于承受不了那种困苦的生活，退学了。我小时候，父母也疼爱我，但我知道那是国家困难时期，况且，木器你和两个妹妹都在农村，那时他们过得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填不饱肚子的生活。我在学校能填报肚子就算不错了，哪里还谈得上质量呢？再加上那时的教育，说毛主席都放弃了爱吃红烧肉的习惯，与全国人民共度难关。那时，我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一个政治积极分子，哪能叫苦！
还有，那五年时间里，有过两次农村工作的经历。一次是到静乐县边家村。参加农村“五反”运动。那年还是国家困难时期，在农村吃派饭，每天早上吃的是糠炒面，中午吃高粱河涝，晚饭吃烩山药蛋，刚开始，我们听说吃炒面，可高兴了，后来,一接触实际才弄明白，哪里人习惯吃的干炒面是：把莜面、高粱米、玉米粒炒熟，用磨子磨成粉状，然后用汤水拌着吃，在那里莜面炒面是最好吃的啦。但那时多数人吃的是糠炒面，干涩难咽。菜是以酸菜为主，把山药蛋当粮食吃。在那五个月的乡下生活中，我的慢性阑尾炎还犯了一次。当时肚子疼的很厉害，交通有不方便，队长请来村里的医生，医生说：得打青霉素。我说：“对！我带着这种针，你给我打一下吧！”医生说：“我从来没有打过这种针，害怕出问题。”我说：“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一犯病就打它，没有过不良反应。打吧！若出了问题，我自己负责。”医生 和 老师在无可奈何之下，答应了我的请求。这一打针，使我度过了那次病灾。
按照工作队的要求，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当时安排住在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家。老太太很有同情心。有一天天还不太黑，她就把院门、房门都关上说：“孩子！我给咱做莜麦面搓鱼吃（当时是最好的饭了）你可不敢和别人说。”那时是饥饿不饱的时期，谁家都不敢露福。我回到家，妈妈要给我做一碗面条吃，就在大白天，也得把门关上。所以，我很理解她的行为，很为感动。
当年，劳苦大众那种困苦生活，使我刻骨铭心，永生难忘。到如今仍保持着简谱生活。几十年来，没有使用过化妆品，没有烫过一次头发，没有穿过一双皮鞋。到如今很少购买百元以上的衣着。吃菜时，不仅把盘里的菜吃干净，甚至连菜水都要倒到碗里喝了，不由自主。还经常给孩子们讲这些经历，不以为苦，反以为荣。
在那五年里，还参加过一次农村“四清”（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那是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四年在祁县。那年，国家困难时期已基本结束，群众生活水平已逐渐提高。“四清”是一次政治运动，也是我没有参加工作以前我的第二次社会实践活动。当时的基本要求仍然是实行“三同”，“三同”对我来说已不在话下，特别是农活。因为我在武器年参加过兴修水利——修洪洞七一渠。因为表现突出被评为洪洞的二级劳模。还经过五八年大炼钢的洗礼。所以，家务活、地里活我都不逊色。吃派饭，更是受到农家主妇的欢迎。有的甚至前一天就打招呼：“桂英！明天来我家吃饭！”由于不好应对，就说：“明天早上谁叫的早，我就到谁家。”所以，有的家户饭还没有做熟，就打发孩子叫了。晋中的妇女和晋南的妇女不一样。晋南妇女除了做家务，还会纺花织布，还要干摘棉花之类的活。晋南有一句俗语：“要知家中妻，看你身上衣”；晋中的一句俗话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当时虽早已倡导妇女参加地里劳动，但多数还是不能吃苦耐劳。我当时的劳动能力和吃苦精神，不仅感动了妇女，连有的男人都感到不如。我还遇见一件事，一天，有家老贫农的唯一儿子突然发高烧，几乎处于昏迷状态。我知道后，立即组织生产队的男劳力，分两组用担架把孩子城里医院救治。我还将我带的几十元生活费付了药费，“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那孩子病好后，老两口感激涕零。我丈夫给我送钱时，还请吃了一顿饭。村里人说，那天不是我张罗的及时，恐怕“拉团”（小名）就没命了。从那以后，我作为一个学生工作队员，在生产队说话就更有人听了，人缘更好了，也被“四清”工作队评为积极分子。
在“四清”工作队的一年社会实践中，基本上扫除了我身上的那种书生气息，积累了好多做群众工作的经验，提高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所以，大学的五年是难忘的五年。那五年，是我一生中读书最多、涉及面最广、成熟最快、进步最大的五年。我不仅顺利完成了学业，还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作者为政治系59级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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