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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五年

 
 
作者:张桂英   发表日期:2010.6.29
 
 
  十七年的学生生活,使我最难忘的就是五年的大学生活。
  一九五九年,我被录取到山大政治系。那时,我充满了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求知欲望。进校后所发的教课书就是马列著作和毛主席选集。所有这些书,在那以前,对它的理论性、思想性、实践性,知之甚少。书一到手,就日夜沉浸在那些书堆里。记得清清楚楚的书得到一本斯大林自传后,那天是星期六,当天晚上我彻夜未眠,赶到天亮就读完全书。为什么会那么想呢?当时,与那本书是借来的有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与一种新鲜的、理想的政治追求有关。直到有一天,和同学到图书馆转了一遭,书海一样的图书,震撼了我的心灵。我认为自己太傻了,二十几岁的人了,只读过那么几本课本,什么中国历史名著、现代名著,多数不知其名,更别说读过了。从那时起,我下定决心,要苦读群书。除了学专业课程之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星期六不参加舞会,星期日不瞎转悠,开始读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接着读什么:《儒林外史》、《资治通鉴》。。。。。。一本接一本,一套接一套的读呀,读不仅读书,还每天坚持写日记。我的这些举动还传到系主任那里,系主任让班长要我的日记看。但是还不知道有个人隐私一说,就毫不犹豫的给了。心想反正我现在是读书、写日记,没有什么可怕的。系主任看了我的日记,明白我纯粹是为了填补自己的空白,是为了扩充自己的知识,觉得没有什么不对,不到一天时间,就把日记本退回来了。本来,在那时我认为记日记,不仅能把自己人生的阅历和思想认识记录下来,还能体改自己的写作能力,打算把自己日记坚持写下去的。但后来中断了。原因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在批判卫、王、王时,搬出笔记本上记得那些话为“理由”,使我触动很大。笔记上的东西也可以成为批判一个人的把柄?所以,从那以后,我任何记录都只记提纲一、二、三。。。。。。。
  大学一毕业,我就被分配到了山西省委财贸政治部工作,从此走上政途,这与我在大学所学专业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我在大学读了那么多的书,丰富了理论知识、历史知识、文学知识、提升写作能力有关。
  在那五年里,还经历了国家经济困难时期。那五年艰苦的生活,使我终生难忘。那时,什么都凭票买,买布要布票、买粮要粮票,连买饼子都要票。每月供应的粮食不仅限量,而且还按粗细比例。但是,那时最大的好处是不交学费,每个月还发十五元的伙食费。我还额外享受两元五角的助学金。当时,我每月省着,吃饭仅花九元,就连每月发的半斤饼干票,都舍不得,让给同学吃,让给同学。用节省下来的钱,购买牙刷、牙膏、肥皂等生活必需品。每学期开学时,丈夫给我的那五十元,用于购书、学习笔记等学习用品,还包括回家的路费。学校的伙食,对于女生来说,我是觉着能吃饱,就是质量太差,吃的多是玉米面窝窝头、高粱面发糕,发而不发,我们称它为“耐火砖”(又红又硬)。为了防止学生浮肿,食堂经常给我们发半脸盆高粱醋,我们放在宿舍的桌子上,用吃饭的小勺,一勺一勺的舀着喝。有一天,我的一位同学对我说:“你们南梁村的姚娃(小名)吃不下高粱面发糕,在那里哭喱,你去劝劝吧!”因为,她在家里是独生女,在家就不吃粗粮,何况高粱面发糕在她老家见都没见过。她就是由于承受不了那种困苦的生活,退学了。我小时候,父母也疼爱我,但我知道那是国家困难时期,况且,木器你和两个妹妹都在农村,那时他们过得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填不饱肚子的生活。我在学校能填报肚子就算不错了,哪里还谈得上质量呢?再加上那时的教育,说毛主席都放弃了爱吃红烧肉的习惯,与全国人民共度难关。那时,我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一个政治积极分子,哪能叫苦!
  还有,那五年时间里,有过两次农村工作的经历。一次是到静乐县边家村。参加农村“五反”运动。那年还是国家困难时期,在农村吃派饭,每天早上吃的是糠炒面,中午吃高粱河涝,晚饭吃烩山药蛋,刚开始,我们听说吃炒面,可高兴了,后来,一接触实际才弄明白,哪里人习惯吃的干炒面是:把莜面、高粱米、玉米粒炒熟,用磨子磨成粉状,然后用汤水拌着吃,在那里莜面炒面是最好吃的啦。但那时多数人吃的是糠炒面,干涩难咽。菜是以酸菜为主,把山药蛋当粮食吃。在那五个月的乡下生活中,我的慢性阑尾炎还犯了一次。当时肚子疼的很厉害,交通有不方便,队长请来村里的医生,医生说:得打青霉素。我说:“对!我带着这种针,你给我打一下吧!”医生说:“我从来没有打过这种针,害怕出问题。”我说:“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一犯病就打它,没有过不良反应。打吧!若出了问题,我自己负责。”医生  和 老师在无可奈何之下,答应了我的请求。这一打针,使我度过了那次病灾。
  按照工作队的要求,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当时安排住在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家。老太太很有同情心。有一天天还不太黑,她就把院门、房门都关上说:“孩子!我给咱做莜麦面搓鱼吃(当时是最好的饭了)你可不敢和别人说。”那时是饥饿不饱的时期,谁家都不敢露福。我回到家,妈妈要给我做一碗面条吃,就在大白天,也得把门关上。所以,我很理解她的行为,很为感动。
  当年,劳苦大众那种困苦生活,使我刻骨铭心,永生难忘。到如今仍保持着简谱生活。几十年来,没有使用过化妆品,没有烫过一次头发,没有穿过一双皮鞋。到如今很少购买百元以上的衣着。吃菜时,不仅把盘里的菜吃干净,甚至连菜水都要倒到碗里喝了,不由自主。还经常给孩子们讲这些经历,不以为苦,反以为荣。
  在那五年里,还参加过一次农村“四清”(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那是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四年在祁县。那年,国家困难时期已基本结束,群众生活水平已逐渐提高。“四清”是一次政治运动,也是我没有参加工作以前我的第二次社会实践活动。当时的基本要求仍然是实行“三同”,“三同”对我来说已不在话下,特别是农活。因为我在武器年参加过兴修水利——修洪洞七一渠。因为表现突出被评为洪洞的二级劳模。还经过五八年大炼钢的洗礼。所以,家务活、地里活我都不逊色。吃派饭,更是受到农家主妇的欢迎。有的甚至前一天就打招呼:“桂英!明天来我家吃饭!”由于不好应对,就说:“明天早上谁叫的早,我就到谁家。”所以,有的家户饭还没有做熟,就打发孩子叫了。晋中的妇女和晋南的妇女不一样。晋南妇女除了做家务,还会纺花织布,还要干摘棉花之类的活。晋南有一句俗语:“要知家中妻,看你身上衣”;晋中的一句俗话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当时虽早已倡导妇女参加地里劳动,但多数还是不能吃苦耐劳。我当时的劳动能力和吃苦精神,不仅感动了妇女,连有的男人都感到不如。我还遇见一件事,一天,有家老贫农的唯一儿子突然发高烧,几乎处于昏迷状态。我知道后,立即组织生产队的男劳力,分两组用担架把孩子城里医院救治。我还将我带的几十元生活费付了药费,“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那孩子病好后,老两口感激涕零。我丈夫给我送钱时,还请吃了一顿饭。村里人说,那天不是我张罗的及时,恐怕“拉团”(小名)就没命了。从那以后,我作为一个学生工作队员,在生产队说话就更有人听了,人缘更好了,也被“四清”工作队评为积极分子。
  在“四清”工作队的一年社会实践中,基本上扫除了我身上的那种书生气息,积累了好多做群众工作的经验,提高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所以,大学的五年是难忘的五年。那五年,是我一生中读书最多、涉及面最广、成熟最快、进步最大的五年。我不仅顺利完成了学业,还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作者为政治系59级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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