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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像前的追忆

作者:姜三星   发表日期:2009.12.23
  
  
1983年9月我从山西大学毕业分配到粮食厅人事处工作,一干就是十二年。尽管职位已经升迁到副处长,但行政机关那种按部就班,循规蹈矩的做派却让我有点不太顺意。当时正值下海经商热,我也按捺不住,主动要求到母校对面的省粮油公司学搞经营。我原以为搞企业可以自由施展才华,把自身的潜能发挥到极致,没成想,一晃五年过去了,一事无成。企业随着市场开放,计划经济转型而走进死胡同,公司也面临倒闭破产。正进退两难时,国家加强宏观调控,抓粮食安全,保社会稳定,件事国家大粮库,我有幸带公司55名员工到了国家粮食储备库上班。虽说收入不高,但生活比较稳定,工作也还清闲,当然责任也十分重大。这一晃又是十年。我现在住在山大对面的良园小区,每当清晨或傍晚,我独自一人或陪伴爱人在母校的林荫大道或花园小径上散步,目睹母校的沧桑历史和风雨变迁,尽享母校的自然风景和人文环境,我无比的兴奋,自豪。但不不知为什么,我经常自觉不自觉地伫立在母校旧校门主楼前那尊高达,神圣魁梧的毛泽东主席塑像前,伫立在旧图书楼,3号宿舍楼和学生一食堂前,长时间地思索追忆,虽说楼已改做他用,但大学四年间发生的一些人和事仍在我眼前浮动......
真  情
  1979年9月,我从中条山下的偏僻山村考入山西大学就读,实现自己的大学梦想和人生跨越。初来乍到,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一切都得重新适应,但最令我头疼的是吃饭问题——不是习惯不习惯,而是吃饱吃不饱。刚入学,山大实行的是份饭制,即每人每天定量1斤2两,这对我这个来自农村的当时既能吃又能喝每天饭量在2斤以上的小伙子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说件不怕同学们笑话的事,我当时最怕上午上第三节课,尤其惧怕上第四节课,每到此时我都会饥饿难耐,无法坚持上课,没过多时我的体重就减了七八斤。尽管如此,我每次给家里老母亲写信还谎称天天有肉,生活好极了。当然这个定量对城里来的同学基本够吃,对女同学来说还略有富余。但刚来学校同学们之间还不相互熟悉,了解,也就谈不上“互相帮助”了。只是大姐——任治梅细心,善观察,不多天便发现了我这个小秘密——“缺粮户”,就主动女同学吃不了的主食归拢到一块匀给我吃。在任大姐的感召下,班里的刘梅,王淑敏同学都主动匀给我吃,当时我真是感激,即便现在我仍心存谢意,只是一时找不到报答的机会。这件事虽然已过去快三十年,但却一直缠绕在我的心头,是任大姐和同学们的这份真情使我对生活有了新的理解:同学们间应该多一点关爱,帮助,同事间应该多一点理解和支持。我现在身为国家大粮库的主任,掌管着3.3亿斤中央和省级储备粮,我深知粮食的重要,也自知肩负的责任重大,我一定尽职尽责为国家,替百姓管好粮食。

合  作
  晓晨和我同班同宿舍,我俩虽然分别来自城市和农村,但因性格的内向和诚实温和,不多长时间便成了好朋友,交谈也逐渐频繁。一次高红同学来找晓晨,我们一起聊了许多,其中我向晓晨详细叙述了高红父亲在夏县任县委书记期间如何抓农业,抓粮食生产,抓干部队伍建设,为夏县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典型事迹,而吉普车是王书记的唯一陪伴。没成想仅过了两天,晓晨便拿了一篇小小说《吉普车》稿让我看,我看后十分惊讶。《吉普车》无论从语言,文笔的真切优美,还是在思想内容的深刻真实性都令我叹服,我从小说的字里行间真正感受到了老百姓讲述的王书记的真实形象。我激动之余便拿起笔认真地对底稿进行修改和充实,碰巧那年年级搞年度征文大赛,《吉普车》竟被赛委会评为“小说一等奖”,晓晨和我也受到了赛委会的嘉奖。之后我和晓晨经常在一起聊天,交谈,互相交流作品,正是这次合作促使我俩的友谊一直延续至今。   

  (作者简介:姜三星,中文系79级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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