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好的老师

　　人的一生，总要遇到几位你心中的好老师。然而在我的记忆里，最刻骨铭心的好老师，是我大学期间一个同班同学—山西大学中文系63级甲班那个生机蓬勃、共同生长的群体。有人说，大学最好的老师是同学，这话一点也不假。

一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新生入学都要进行一场理想前途教育。大学的老师以长者的虔诚，谆谆教育我们，要心怀天下，放眼世界，刻苦攻读，毕业后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学教师。不要受那些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好高骛远，想入非非。老师并以毕业的某学友为例，回到县城后只当了个小学教师。同班的一些同学却大不以为然。有的说：“大学中文系毕业，就要当干部。不然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父母亲友。”有的说：“我立志当诗人文学家，用最美最好的文字描绘生活。”有的说：“当教师也要当出类拔萃的，将来桃李满天下。”我从偏僻的小县城来到省城，感到同学们的理想高不可及。自己从乡下来，学点东西后还回乡下去，无论干什么，对家乡做点贡献，心中也乐。如今看来，当年老师的教诲未免偏颇和教条，他们总想建造一个人人合身的模具，让同学们都钻进去，出来后变得一模一样。我的同学们却不囿与一孔之见，置老师悬河般的苦心教导于不顾，对理想抱负，不拘一格，各有千秋。尽管当时的择业，无自由选择可言，但毕业后大家各奔东西，仍为各自的理想奔走操劳。53个同学，走了53条路。有的如伟岸的白杨，有的如低矮的小草。苦辣酸甜，成功失败，不能尽言。很难用一条统一的标准，衡量他们的功绩。

　　在前途理想上，我的同学以自己的言行，给我上了一堂比老师更生动的课。

二

　　大学真大，不仅校园大，老师教授多，学生也多。我的同学来自三晋各地，他们把各地的好风气好习惯也带到了学校。

　　我们班长詹进宝是从运城来的，他每天天刚亮就起床锻炼身体，总是那么朝气蓬勃，充满自信，极大的感染了我们。每次在班上讲话或小组发言，他都条理清晰，娓娓动听。我是地道的山里娃，从小学到中学，开会也发过言，总是信口开河，说到那里算那里。对于班长，我十分佩服，觉得大地方来的人，就是不一般。后来发现，班长每次讲话前，总要聚精会神思索，并在小笔记本上归纳记载什么，我心里明白，他会讲话，与他勤于动脑有关。我们班毕业至今40年仍有一股凝聚力，三次全班聚会，詹进宝同学功不可没。

　　初入学时的习作课，是我想上而又不愿意上的课。我在中学时，作文还不算差，来到大学后，第一篇习作老师发下卷来，我红脸了。我的卷子被老师用红笔涂改了一多半，看去像红脸关公似的。我想老师在批阅我的这篇文章时，恐怕用了几个钟头。可是我的同学们却有生花的妙笔，写出的文章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文采飞扬，出乎我的意料。我阅读过郭博信同学的作文，通俗严谨，主题突出，生动形象。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我的同学们像面镜子，把我的无知和毛病照的一清二楚，也使我学有榜样。

三

　　那时候，老师总爱出一些题目，让同学们争论。所谓“豆腐块”问题的争论，至今仍记忆犹新。我们一班的同学，课余时间总爱写诗歌，写评论，写小说。如梁志宏同学的诗歌，梁申威同学的小说等，在一些报刊杂志上发表，同学们都很羡慕，纷纷彷而效之，一时成为风气，这便是“豆腐块”问题。按理说，这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本是平常事，不值得大惊小怪。但老师却嗅出不对味儿，让大家讨而论之。结果自然是“豆腐块”不是小问题，是学风不正的表现，是浪费在大学里宝贵的时间，是小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作怪云云。表面上思想统一了，实际上同学们在下面各干其事，诗歌小说评论照写不误。同学们说：“别理那套！写文章也是基本功，不练习让人笑话。”

　　我的同学们以实际行动教育了我。在校期间和毕业后，很多同学工作之余，辛勤笔耕，硕果累累，如佟耀军的歌舞剧《刘胡兰》，宋恩达的电影《康熙大闹五台山》，梁镇川的连本戏《武则天》等，都在省内有较大的影响。出专著、专辑、诗歌集者，更是层出不穷，络绎不绝。毋通德在校时就爱写诗，最近给我寄来一本感人至深的《拙歌集》。在学校时，我知道自己口拙手笨，不敢登大雅之堂，如今也写了两本小册子《藏山》和《藏山的传说》。

　　我感激我们那个集体对我的熏陶和潜移默化。古人云：“学高为师，德高为范。”在校乃至毕业后，同学们之间相互影响，同生共长，化腐朽为神奇。也许你的关心，唤醒了他的迷惘；也许他的热情，增强了你的自信；也许你的执着，照亮了他的前程。

四

　　我们毕业后，每个人都建立了一个家，家庭教育，便成为家中的大事。

　　我的同学李树恩在这方面独树一帜。那时候没人抓什么计划生育，他生了五子一女。尽管生活一时窘迫，但他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同儿女们精心编织美丽的梦。他的儿女们不负父望，有的当了博士生导师，有的飘洋过海读书成了博士。有人说他命好，其实是树恩同学奋斗使然。在校读书时，树恩对一些事就有自己的看法，从不随波逐流。记得他有个理论，叫“好吃懒做都一样”，他说：“无论粗茶淡饭，还是山珍海味，都要经过你的嘴、胃、肠，然后排泄到粪坑内，有什么两样？”有的同学笑着说他散布“阶级调和论”。其实他的本意是，为达到一定的目的，不必在吃好吃赖上斤斤计较。大家戏称他的主张为“李树恩思想”。树恩的特点是独立思考，我行我素，以苦为乐。因此，毕业后他是同学中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也是最早评上高级职称并享受国务院津贴的。儒家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这方面，李树恩同学身体力行并业绩昭然，无疑是一位称职的好老师。

五

　　同学与同学，也有一些负面影响。如说话办事，他总爱直来直去，很少掖着藏着，拐弯抹角。可是在现实社会中，这一套很难行得通。我看到的是有人小事大说，胡编乱造，有的指鹿为马，黑白颠倒。且作为一种生存术、发迹术，被人喝彩。我自己不谙此道，难免惹来麻烦和碰壁之事。

　　同学之间，也不是风平浪静。在校后期，我们遇上了那场大革命。红色风暴刮的好猛好大。平时要好的同学，骤然变成了势不两立的两派，各说各有理。事后想起来那场混战，真觉得好笑，都感到上当受骗了。毕业后大家再相见，谁也不提当年那事，好像从未发生那事似的。真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随着时光的流逝，同学之间的情谊反倒更融洽更亲密了。

　　各人工作不同，性格迥异，但“我们曾经同学过”，这是挂在大家嘴上的一句口头语。

六

　　我的老师，教给我很多知识。可是对人生百态如生老病死，苦乐得失，功名利禄之类，教授的少之又少。我的同学，以各自的见闻与经历，弥补了我在这方面的缺陷，使我受益匪浅。记得有位同学，因患肾病，从上届留级下来。他的两肾，一好一坏。本来割掉那只坏的，生命也无大碍。可是要命的是那个给他动手术的医生，偏偏割掉那只好的，留下那只坏的。那时的医院还没有换肾技术，这个同学只得靠那个病肾维持生命。他到我们班，我们见了都替他难过。他才二十多岁，正如的季节。但他笑对人生，和大家谈笑风声，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那回悲剧似的。我和他曾促膝长谈，说到病，他说：“人生有生有死，有始必有终。怨也没用，由他去罢！”这位同学在死神快来之际，如此豁达大度，在我心里引起很大的震动。几个月后，他便离我们而去了。如今，我自己也病魔缠身，有时也有点烦恼。但想起那位同学，心中的块垒荡然无存。我毕竟比那个同学幸运良多。宇宙之大，我身之微，该知足才是。死神那一天召唤，那一天应到就是了，何必扭扭捏捏，悲天悯人呢！

　　回首往事，同学之爱，深情而真挚，较之老师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像明朗的阳光，永远照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