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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使文林春烂漫---访著名学者、《晋阳学刊》原主编降大任先生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孟子的这句名言,正是中国传统文人兴国安邦治天下的一种精神写照。著名学者降大 任 先生,不仅将这句名言融入到了他的姓名之中,更将这种精神融入到了他追求真知、潜心学术的内心。成为他人生的一种激励。

   降大任,1967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晋阳学刊》原主编,山西省社科院文化学首席专家,享受国务院津贴专家。在山西学术界,是一位成绩显著,充满传奇的人物。

 

少爱文史  称“可造之才”

   降大任先生祖籍山西忻州,1943年出生于成都,5岁时同父回到太原定居。从小便对文史知识有着浓厚的兴趣。上中学时,有一位教语 文的苏 老师,文史功底很深。在 苏 老师的影响下,降大任利用课余时间,阅读、背诵了大量的古典诗文,并开始进行诗文创作。当时的降大任,一心想成为一名诗人。因此在高考时,他决心要报考中文系,但老师建议他考历史系。因为学习历史更有利于对社会科学进行全面的融通和理解。事实证明,这样的选择,为降大 任 先生以后的文史哲研究,奠定了基础。

   1962年,降大任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山西大学历史系。然而,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当时大学里的学术研究被搞运动的氛围所笼罩。由于父亲被错划为“右”派,因而降大任便成了班里的重点“运动员”,课上课下经常挨批挨整。他感到在课堂上学不到什么东西,因此,经常独自到图书馆读书,便成为降大任的唯一乐趣。由于经常泡图书馆,又被说成是走白专道路,再次遭到批整。

   然而,降大任的才学,还是受到了当时一些有正义感的老师们的认可。郝树候、班书阁、王守义 诸 先生都对降大任有很大影响。在他们的支持和指导下,降大任偷偷阅读了大量的名家著述。陈子展、闻一多、朱自清、郭沫若、陈寅恪、钱钟书.....一位位大家的思想,日益丰富着降大任的精神世界。而在当时的山大历史系教师中,对降大 任 先生影响最大的,当属被传为毛泽东“一字师”之称的 罗元贞 先生。 罗 先生深通文史,对古典诗词更有这精深的造诣。他非常欣赏降大任的才华,称之为“可造之才”。因此便经常利用课余时间,给降大任开小灶,辅导他写旧体诗。

   四年的大学生活,虽然经常挨批挨整,但却使降大任懂得了如何阅读自学文史基本典籍,了解了文史的自学方法,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功底。

   1967年,大学临近毕业时,降大任随全班同学派往天津部队农场接受锻炼。随后在“清队”运动中被无辜地划为“反革命”嫌疑犯,但终因查无实据而赦免。到1969年被分配到忻州市工业交通局工作。但由于受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这期间,酷爱文史的降大任也先后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文章,但这些文章也大都带有很浓的大批判味道。每每回忆起这一段经历,降大任先生便长叹不已,认为这是他学术道路上的一段弯路。

远赴西藏  走上学术道路

   1975年,降大任先生因约稿文章写的精彩,被山西人民出版社老编辑潘俊桐先生赏识,由忻州调到山西人民出版社作编辑。1977年,便奉命支边,远赴西藏,在《西藏日报》社文教部任编辑。西藏支边近五年,不仅锻炼了降大任的文字表述能力,而且更培养了他对藏族人民的深深情感。除完成日常报道之外,降大任一头扎进藏族文化的研究当中,撰写了大量有关藏文化的研究文章。其中,由他撰写的《仓央加错情歌的思想性和艺术特色》一文,荣获西藏自治区文艺评论二等奖。这不仅为他赢得了声誉,而且成为他真正走上学术道路的标志。

   在此期间,利用一次回晋探亲的机会,降大任有幸结识了革命老干部,曾因错划为右派而下放在山西社科院工作的著名学者王名衡(笔名天蓝)先生,降大任便拜其为师。

   在王名衡的指导下,降大任通读了《资本论》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为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治学,奠定了基础。同时,由于对这些经典著作的系统研究,也使他认识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同左倾路线下的假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区别,从而使自己确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1980年,降大任从西藏调回山西社科院工作,先后任《晋阳学刊》的编辑、研究员、主编等职。常年的编辑工作,使他开阔了学术视野,提高了学术修养。为他进一步的学术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元好问新论  奠定学术地位

   回省社科院工作之后,降大任获得了更为宽松的学术研究环境。不久,他便结合自己喜欢文史又精通诗词的特点,同另一位老编辑 张仁健 先生合作,推出了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咏史诗注析》。这部37万字的专著,立足历代咏史诗,结合与其相关的历史事实考证,对历代咏史诗的代表作进行了系统的注释和赏析。此书出版之后,深受文学届和史学界的好评。中华书局资深编辑、著名学者 周振甫 先生称此研究填补了我国古诗词选译的一项空白。

   《咏史诗注析》的出版,是降大任先生学术研究的一块里程碑。而真正使他在全国学术界产生影响的,是他对我国著名诗人元好问的研究。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世称遗山先生,山西忻州人。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七月初八,卒于元宪宗蒙哥七年(1257年)九月初四日,其墓位于忻州市城南五公里韩岩村西北。他是我国金末元初最有成就的作家和历史学家、文坛盟主,是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又是金元之际在文化上承前启后的桥梁。其诗、文、词、曲,各体皆工。诗作成就最高,丧乱诗尤为有名;其词为金代一朝之冠,可与两宋名家媲美;其散曲虽传世不多,但当时影响很大,有倡导之功。著有《 元遗山 先生全集》,词集为《遗山乐府》。

   元好问是山西人,是降大任先生故里先贤,深得降大任先生的敬仰。因而,对元好问的研究,便成为降大任学术研究的一个主攻方向。为此,他通读了元好问的成果,系统研究了前人对元好问研究的史料,并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这些史料进行了重新解读,终于完成了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元遗山新论》。此书由于贯彻了唯物史观,并且使用了文史哲一体研究的方法,所以出版之后受到了全国金、元文史研究界的高度关注。当时的权威专家 周惠泉 先生专门撰写了评荐此书的文章在中国社会科学的权威杂志《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称此书是境内1949年以来第一部重评元好问的专著。降大 任 先生也因此而被推举为全国元好问研究会副会长。在新世纪里,降大任又应出版界之邀,出版发表了《元遗山金元史述类编》一书及一系列有关元好问的学术著述,成为同行研究者的向导。这使他成为国内金元文化研究领域的开创性人物。

   除对元好问的研究,降大任还对另一位山西文化名人傅山,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先后在国内一流期刊《文史知识》等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有关傅山的研究论文。

   降大任先生的学术研究,第一个特点是面宽,而且专精结合。他说其选题特点是“人弃我取,避熟就生,力求创新”。他在元好问的研究上,视角独特,见解敏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诗词的研究上同样成绩显著。除了第一部专著《咏史诗注析》之外,还先后推出了《黄河古诗词》、《万家史韵》、《唐风集》等著述及《勺斋诗稿》诗集。虽然先生常常自谦——“少小立志作诗人,垂老始知梦不成”,但每读先生诗作,都能感觉到一种生命的律动和生活的高度概括。如先生的斋号——“勺斋”,先生解释为:俗话说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而吾只有一勺醋耳。

   此外,降大任先生的著述还有《侯方域、魏禧、汪琬散文集》、《神秘之术》、《美与艺术》、《话说山西》、《山西史纲》、《话说太原》,参与编撰《山西人名辞典》、《三晋历史文化丛书》等诸多述著,发表论文200多篇。

   降大任先生学术研究的第二个特点是用马克思唯物史观指导研究。以唯物论的思想分析研究历史,以文史哲的全方位角度看问题。因此,他才能想别人之未想,发别人之未发。如在上世纪末“文化热”中,他发表的《文化研究15问》及《对文化史研究的反思》二文,对学术界的浮躁之风提出严正的批评,有令人警醒之效。

   现在的降大任先生虽已退休,但并没有放下他的学术之笔。曾任山西社科界职称评定委员会评审委员等职,仍担任《晋阳学刊》特约编审,并被推选为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回顾自己的学术研究之路,降大任先生深有感慨。他经常告诫年轻的学者,在学术的选题上要勇于创新,要敢于提出不同于传统见解的新观点。不能追求时尚、热门的选题;一定要忠于史实,实事求是。反对自以为是的标新立异和无根之谈。降大 任 先生说,正是因为自己始终坚持这样一种治学态度,因而也得罪了一些伪学者,但只要坚持真理,自己无怨无悔。

   “但使文林春烂漫,便知血汗苦中甜。”这是降大 任 先生献给 周振甫 先生的诗句,又岂不是先生自己一生潜心学术,磊落为人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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