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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可道,非常道 ——记山西大学文学院白平先生

作者:平瑞方 张浩   发表日期:2014.12.16




褚先生云:“子产治政,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白平老师的人生目标,便是要做到使人不能欺、不忍欺,也不敢欺。他杂儒、法、道三家思想之长,把这三种相互矛盾的标准近乎完美地结合起来,并在结合中凸显自己的个性,最终使他成为一个有血有肉,有学术上的成就,更有自己个性的白平。他以儒治学,责任为重,故权威也不能相欺。他以法治教,甚至有点不近人情,故人不敢相欺。他以道修身,容百川而齐万物,故人不忍相欺。

读大学时,白平就有了一种苛刻的怀疑眼光和深刻的批判精神。他的这种态度根源于他对学问的负责,也与他酷爱《史记》有关。司马迁不以别人的是非为是非,臧否万物,别有风格。白平就学到了司马迁的这一点。他在阅读古书时发现问题,又通过深入的思考和求证解决问题。李白是人人敬仰的大诗人,前人视为神明,后人惊若天人。他诗歌的成就光照千古,以至于使人忽略了他自身的缺点。然而白平却从李白的高尚中看出卑微;从李白诗歌的伟大中读出了李白人格的渺小。在《与韩荆州书》一文中,李白吹捧韩朝忠说:“君侯制作俟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天下读书人“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白平却通过查证证实韩朝忠并无此才能堪为此誉,李白此举不过是趋炎附势以成其富贵之梦罢了。后来,李白在朝廷上混不下去了,竟在安史之乱中投靠永王李璘,参加了反对朝廷的叛军。“试借君王玉马鞭”便是李白在此时写的诗句。白平又通过查证史料证明李白的确在永王叛乱中陷得很深,以至于失败后连郭子仪保奏,也难得赦免,只落得流放夜郎的减刑。他的这一观点后来就成为一篇重要的论文。

大学毕业后,白平老师留校任教。他更加勤奋地钻研学问。1987年到1989年间,学潮不断,许多学者都不能安心呆在书房里。白平却买了一包馒头,一包咸菜回到书房里。他饿了啃几口馒头,困了往床上一躺。当全国大学师生从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惊醒时,白平已经把《通鉴纪事本末》的第五册翻译出来了。他常常闭门不出,以至于楼下的人都不知道他在不在家,有人来找他时,常常得到这样的回答:“这个人,是不是已经搬走了!”山西大学一位资深教授说:“搞学问,得气魄大,规划远。”白平就是这样搞学问的。他说:“我对古代汉语研究有一种深深的责任感。”他的不急功近利就是这种责任感的一种深化。更令人感动的是白平老师对古汉语教学的无私奉献精神。如今,不少大学里的教师都到外校讲课赚钱,然而白平却不干这种“卖烧土”的事情。《古代汉语》一书出版后,在他的主持下,教研室把几万元的稿费给研究生买了教学器材和书籍。白平编了一本研究生教材,他自己花钱把它打印出来,装订成册,发给学生,却没有收他们一分钱。

吕不韦组织撰修《吕氏春秋》让人挑错,留下“一字千金”的美谈。而著名学者阎崇年却一不小心吃起了官司,因为真的有较真的人把他当成了“吕不韦”。 2009311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壮哉阎崇年:挑一个错奖一千元》的文章,文中提到,中华书局出版了阎崇年先生校注的《康熙顺天府志》,阎先生公开声明,希望读者对此书给予监督,“挑出一个错,奖金一千元”,倡导在著述中发扬“一字疏误视作羞,一句错断引为耻”的精神。白平说:“当时我看到这则消息后,马上打电话从‘当当网’上订了本《康熙顺天府志》,随便翻了几页后,还真就撞上了一个错字,于是我就来了兴趣,没想到错误并不止这一个。 ”白平这一挑错,就一发不可收拾,几乎每隔几天就会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他挑出的错字、标点符号等等。“起初拿着这本书,我有点犯难。放过他吧有点气不顺;折腾他吧有点太残忍。于是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公布其一定数量的错误。于是我就在博客中发表了《阎崇年先生,你可能被中华书局涮了!》”白平也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名人对社会有导率作用,他们做出不合适的事情,其负面作用很严重,对社会的危害很大,所以必须评论,就要和他们“过不去”,这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应尽的义务。”于是白平通过朋友联系到了阎崇年,接电话的是一位女士,“我向她说明了事由,她给了我一个邮箱地址,让我将材料发过去。我将已经发表的两篇文章的主体内容发给了她。后来再给她打电话,老是不接;给她发短信,老是不回;给她发邮件,老是不理。 ”白平等了一个星期,那边还是没动静,而此时的他已经不知不觉挑出了300处错误。对于吃了闭门羹,白平很是郁闷,于是就干脆一纸诉状将阎崇年告上了法庭。白平说,“首先,阎崇年身为公众人物,对社会发挥着重要的榜样作用,其行为理应接受公众严格监督,如果在学术上有瑕疵,应该对大家有个交代。而且目前学术界风气浮躁,粗制滥造的情况很严重,是大家能看到的,也是大家都痛心疾首的。劣质图书是不是很“普遍”,我没能力调查鉴别,只能是对那些我看到的实在不能容忍的破玩意儿做些批评,尽点读者改进的义务。”作为山西大学教授,白平的“挑错”不仅一回。白平在自己的博客中,对《百家讲坛》的主讲人易中天、于丹、钱文忠、纪连海、王立群、马瑞芳、袁腾飞等诸多名家都有过专门的“挑刺”文章。而经他挑出的错误,各出版报社经过许多专家的研究讨论,大部分已经得到更正,证明了白平的看法的正确。特别是经过此案,中华书局以出现质量问题为由召回《康熙顺天府志》一书。白平说,此为中华书局百年出版史上第一次召回错误书籍。 白平说,“当前我们的学术界存在学术水平低下和学术腐败两大问题,如果每一个公民都勇于接受这样的权利和义务,那么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一切不合理现象都会消除。我是一个读书人,踏踏实实做学问做了三十年,我就想让他们知道什么是读书人,让他们知道什么是读书人的责任感。”

而更能反映白平那种深深的责任感的,还是他的教学。一位老师,要给人讲孟子《齐桓晋文之事》这篇文章。事先,他来向白平老师求教,白平就给他从头讲起,讲的内容足足可以写一篇论文,可这位老师却难以听下去了,他说:“白老师,算了,那些学生怎么能懂得这么多,我稍稍备一下课就足以应付了。”白平老师无可奈何地笑了。白平自己备起课来是非常认真的。为了讲《郑伯克段于鄢》一文,他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足足花了有一个月的时间。他对王力教材的部分解释提出了怀疑并重新予以解释。文中第一句说:“初,郑武公娶于申。”王力先生对申的解释是“国名,姜姓,在今河南南阳县“,白平却赞同荆贵生的见解,认为“申”不该注为“南阳”。古申伯国在今南阳宛县,至周宣王时被改封为“谢”,并升为侯国。《诗经·大雅·崧高》中有“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的记载,还有“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的记载。“谢”在今河南唐河县南。《史记》中记载:“武公十年,娶申侯女为夫人,曰武姜。”郑武公和周平王均于公元前770年即位,可见武姜必是在谢的申侯之女。【引自《(古代汉语注释)商榷》。】如此做学问,尚不足奇;然如此做讲义,不能不叫人佩服。

白平的待人处事却又有另一种风格。他自称这是法家思想。他课程的要求出了名地严格。凡上他的课的,旷课者无论有什么借口,一律置之不理,待到期末,出勤情况计入总成绩,不及格便是不及格,毫不留情。监考时,他从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绝不放过作弊的学生,因而得到中文系“四大名捕“的称号。有一个93级的学生,担任班里的团支书,考试时作弊被白平发现,结果把团支书给丢了,但他又在另一次考试时作弊,又被发现。如此情节严重,极有可能拿不到学位证与毕业证。白平老师告诉他:“你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取消你的学位证与毕业证;一是考研,只要你考上研究生,学位证与毕业证还是你的。”从此,这位学生开始发愤图强,终于考上了研究生。临毕业前,他向白平老师敬酒说:“白老师,谢谢你!”白平笑了,他说:“只要你不记恨我就行了。”考白平所教的科目,不及格的学生都知道,无论托多大面子,求情的效果都是零。所以,学白平的课,学生们从来不敢存在应付的心理;考白平的试,他们从来不敢存在侥幸的心理。

白平治家亦取其治教之风,以严为法。儿子幼时,有一次得了病,白平亲手喂他吃药,儿子却不肯吃,白平于是取了一勺糖哄儿子,儿子吃了糖后,却狡猾的不肯吃药。白平耐着性子又试一次,儿子糖下肚后依然拒绝吃药。白平耐着性子又试一次,不料儿子还是耍赖。白平老师这下可火了,他请来邻居大婶,请她抱住孩子,自己干脆捏了儿子的鼻子往嘴里灌。儿子哇哇大哭,药一到口,立即一口喷了出来,白平老师无可奈何却火上浇油。于是他干脆送走邻居大婶,提起儿子,照着屁股就打,一直打到儿子主动把药吃了,这才罢手。白平老师有他自己的逻辑,他说:“学生与儿子不同,我给学生讲课,是向他们提供一种参考。儿子则是我们的希望,我要在他心里树立绝对的权威,这才是其它一切教育的基础。比方说:我叫他吃得了苦,他就得吃得了苦。”儿子后来考上了军校,回来后时时处处体现了一种军人的责任感,他给自己做了定位:“我是一名军人”。白平对此很是欣慰,他说:“一个人有了责任感,就证明他长大了,成熟了。”

然而,白平老师的责任感和严格的治学、治家是建立在包容精神的基础上的。在他的骨子里,渗透了道家的思想。庄子发现了“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所以庄子才讲究一种非常宽容的精神。白平在做学问和生活、教学当中,处处渗透着这种宽容。

做学问看起来是一个“以我之矛,攻彼之盾”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以彼之矛,攻彼之盾”的过程。真正的学问家不会认为别人的观点一无是处,而自己的观点却天经地义。他不会把自己的标准视为唯一,从而把别的观点视为异端学说加以攻击。他会学会宽容对手的观点,发现其合理之处,否定其不合理之处。白平尝言:“只有懂得对手,才能超越对手。”学习的过程,实际上是别人的知识为我所用的过程。吸收别人的愈多,我之矛愈利,彼之盾更易攻破。所以,真正的大学问家,往往是最具包容性的学问家。

白平老师年幼时,正逢文革,古代文学的书,有的被禁;有的虽然没有被禁,却也不被鼓励。在那个时代,不被鼓励事实上就等于禁看。白平的父母是教师,家中有所藏书,白平借着这一便利条件,钻进了书海里。看腻了文革中流行的那几本高调子、老套套的小说后,白平对古代文学发生了兴趣,《今古奇观》这些小说开始摆上了他的案头。他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农闲无事时,他就躲起来读书。开始时,对文言他也是一知半解。随着时间的推移,阅历的增加,他由昔日的“知之者”成为“好之者”,又从“好之者”最终成为“乐之者”。他常常说:“古代汉语可以无师自通。”他对学生考试要求严格,但对学习方法却要求很松。学无定法,只要学得好,大可以不择手段;只要学得好,什么方法都不可排斥,亦不必排斥。他在古汉语上曾经对儿子有很高的期望,儿子上中学时,他编了一本《趣味古文观止》,其初衷,便是为了儿子学习古汉语,可是儿子看得挺勉强,他也并不在意。儿子最终选择了理科,他也没有干涉。他的家庭有一点自由政府的味道,他自己则奉行“不管政策”,亚当·斯密说:“管的越少的政府越是好政府。”白平大概很了解这一点。其实,他也不是不管,他常常“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基本的原则,他以法家的手段维护之;具体的事情则往往充满了道家的风格,颇有“无为无不为”之风。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心趋于浅薄;而学问本身正要反对浅薄。学校里,做学问的风气日趋暗淡,学生的论文里,抄袭的成分日益增多。教师的成果中,也渗进了不少的水分。白平在一本书的后记里如此评价不正之风,他说:“当老师就得不停地评职称,年龄和职称不相应,面子没处搁,钱挣得少,待遇也糟。想评职称就得发文章,总是那篇稿子,找找门路,托托人情,能登在国家级的报刊上,便有面子,吃完香的喝辣的。实在不行,能登在山西大学的学报上,打个三分五分,也能混个考评及格,免得砸了饭碗。”但对这些风气,白平虽然厌恶,却愿意包容。他说:“这或许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但它对真正的学问并不会有多大的冲击。因为学问总是属于少数人的,它总是寂寞的。”

白平称他的创造力来自于他的“英雄主义”,他如此解释他的“英雄主义”:“英雄欲是人的基本欲望。它包括征服自然和出人头地两种情况。”人的本性在于生活,生活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意味着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不断满足,人要满足这种需求,一方面要不断战胜自然,“人定胜天”,另一方面必需取得有利的社会地位,即所谓“出人头地”。白平说他对学问的责任心根源于他的“英雄主义”,说他要用英雄主义的原则去做人,也要用英雄主义的原则去教人做人。

倘若这些完全做到,白平可能会更成功,但却会成为一个彻底理性的人。一个彻底理性的人是缺乏人情味的。白平老师侥幸不是这样的人。他很爱面子,他的心也软,他说:“我经不起别人向我求情,托我办事,还常常以此为荣,尽管许多事情并不是我力所能及,也要浪费我大量的时间,但我还是应承下来了。”白平也有娱乐,他的活动是下棋和打扑克。他自称下棋不入流,却常常骑车远出找人下棋。有一年冬天,在下完棋,回来的路上,天黑,路滑,白平不小心摔倒了。他的腿也摔断了,他硬是一步步的走了回来,手里还推着自行车。他说:“我当时每走一步,腿就钻心地疼,眼前就发黑,只好停下来,等等再走。”他说这是他的英雄主义支撑他走回家的。他开玩笑说:“我要是共产党员,进了白公馆,一定能经得起严刑拷打。”不管是下棋还是打牌,白平都喜欢看到别人输,他说:“对手输了,我心里就高兴。”不过他也说,自己输了也会很高兴的,因为娱乐毕竟是一个过程,结果总是次要的。

白平老师认为他的儒、法只是形式,道才是内容;其实,“英雄主义”作为他生命的一个支撑点,是他生命里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很难说,他的“道”和他的“英雄主义”没有矛盾,因为“道”毕竟讲究无为;而“英雄主义”却充满了积极的进取精神。在治学上,白平老师可贵的正在于他的批判精神,《<古代汉语注释>商榷》就是以挑战权威而影响全国古汉语学界的。然而,若没有他对权威成果的理解与包容,是没有这些辩证的否定的。在生活和学习中,他一方面对学生要求很严,对儿子更用一种近于冷酷的手段;但他另一方面却奉行“不管政策”,使学生和儿子都有自己足够的天地。这些又不能不说他的确已将他的“道”和“英雄主义”近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

而他的“道”和“英雄主义”之所以能够统一,正在于他的“道”和“英雄主义”都是不彻底的。在他的身上,进取向包容让步,使之不至于咄咄逼人;包容又向进步妥协,使之不至于默默无闻。

这或许就是真正的白平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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