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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自叙——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杜创国教授自叙
作者：杜创国 发表日期：2012.1.18
一
从小到大，我填写了数不清的各种表格，但只要表格上带有籍贯一栏，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写上“山西永济”，因为永济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人生的起步是在这里开始的，人生的底色也是在这里完成的。
1967年1月，我出生于晋南永济县的农村。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我是在农村的一所破旧祠堂里接受教育的，后来由于父亲在解州镇工作，我也随之到解州镇上了小学五年级。1979年，我被解州中学初中部录取。尽管那时生活条件艰苦，但我在解州古镇度过了三年快乐的学习时光。1982年，运城师范首次从初中毕业生中录取学生，我因为中考成绩突出，有幸成了师范生。那时候上师范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可以农转非，能尽早就业，减轻家庭负担。
师范学校的办学目标就是为小学培养师资，因而在科目设置上除了类似于高中阶段的课程之外，还设有教育学、心理学、音乐、美术及小学课程教法等课程。通过三年系统而深入的学习，我具备了一名小学教师应有的专业基础知识和教学技能，同时，自己的综合素质也得到了提高。1984年秋天，我们来到黄河边上的张营镇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实习。在当时的农村，小学教师要到学生家里吃派饭，轮到谁家，谁家的家长一般都会准备四个菜和白面馒头款待老师。在淳朴的农村，这可是最尊贵的客人的待遇。
1985年师范毕业后，我分配到解州中学从事教务工作。记忆深刻的是，当时学生的成绩是要张榜公布的，我便和其他教师用毛笔写好榜单，组织学生贴在墙上。同时我还管理过外勤，主要负责维持食堂和早操秩序。这些工作很好地锻炼了我自己。
上个世纪80年代，深受“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念的影响，直到考上山西大学的前两年，我的主要兴趣点仍集中在数理化方面。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听说参加文科成人高考如果成绩优异，便可以转到山西大学读书，我当即决定改学文科。经过一年的努力，1988年9月我满怀憧憬地迈进了大学门槛。
我当时就读的是山西大学政治系，由于刚刚恢复重建，规模比较小，但那时的系领导经常讲，“小系要有大名气”。这句话对我启发很大，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后来发展的轨迹。大学毕业后，我留校工作，有幸分配到政治系从事班主任和系办公室的工作。90年代初期，学校的办公条件还比较差，教师住宅也很少有电话，有时为了工作的需要还得步行去老师家里一个个通知。如今，时代进入了新世纪，山西大学也跃上了转型跨越的大发展平台，政治学系也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不仅成为全校学生规模大的院系之一，于2003年更名为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而且增设了博士学科点，在三晋大地的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伴随学院的快速发展，我也没有停下求知和上进的步伐，工作之余仍然坚持学术研究。1994年，我考取山大硕士研究生，1997年硕士毕业，又于当年顺利考取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人大地处中关村高校学术地带，距离北大和清华比较近。我经常骑着自行车，穿梭在人大、北大和清华等名校校园，听名家讲座，汲取学术精华。期间，我对“当代中国政府职能转变”这一现实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在导师奚广庆先生及其他师长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
二
与奚广庆先生结缘，并拜于门下是我平生最为庆幸的事情。奚先生扎实谨严的学术品格和朴实厚重的做人风范，对我影响至深。2000年7月，获得博士学位后，我返回山大。先生叮嘱我，要继续保持攻博时的勤勉和锐气，认真读书，扎实做学问，把外语学好，出国留学，开拓学术视野。
2001年寒假期间，我申报了“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的研究项目。该项目的招聘对象是亚洲国家或者地区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者。项目申请书要求用中英文填报，因为我外文主修日语，便请研究生帮我把汉语翻译成英文。草稿、翻译和誊写的工作十分辛苦，除夕凌晨终于完成申请书的誊抄，并于当天上午寄往韩国。2002年3月下旬，我先后收到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的电子邮件和纸质录取通知函。当时，财团也寄给郭贵春校长一封信函，大意是说贵校杜创国先生的研究项目通过审查，邀请他赴韩国访问学习一年。郭校长亲自将信函递给我，并鼓励我在国外认真做研究，学术上取得更大进步。
2002年5月，我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中美公共管理与治道变革”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我有幸结识了日本明治学院大学法学部毛桂荣教授。在他的帮助下，2004年我申请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研究项目并获批准。2004年9月1日，我携妻儿赴日开始访学一年。我当时住在明治学院大学国际会馆，距离大学很近，处于山手线内的港区和品川区之间，工作学习生活颇为便利。我珍惜这样的宝贵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期间，小孩在日本读了一年书，使我对日本的小学教育有了一些感性认识。在日本，小学须有体育馆和游泳池，班容量为30人。小孩不懂日文，小学主动联系两名志愿者为小孩子做辅导。三个月后，小孩已经可以听懂小学一年级的课程了。
留学日韩，开阔了我的学术视野，更使我意识到研究选题的重要性。去日本后，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说，我选择的课题“中国的事业单位改革和日本的特殊法人改革比较研究”很有现实意义。每个国家的政府公共部门，都存在着运转不灵、效率低下的问题。如何改革这些弊端，就是一个非常迫切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理论问题。我当时就认为，进行比较研究对不同国家的公共事业的改革和发展都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2007年～2009年，我在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做博士后研究，在合作导师徐勇教授的指导下，我的研究方向是“基层政府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研究”。经过两年的文献研究和实践调研，我完成了论文写作。博士后的研究经历拓宽了我的学术视野，使我对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有了全新的认识。
2009年，我申请到了山西省出国留学基金和（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的研究支持。2009年6月～9月，我在东京大学法学部做高级访问学者。东京大学法学部是培养高级官员的地方，我在那里做研究的同时，还参加演习课（专题讨论课）。东京大学教学方式多样，十分有特色。其中本科生的高年级学生可以跨学院选修，而且班容量不大。我的合作者高原先生在教学上很有一套，他先布置研究题目，让学生查阅资料，学生再在课堂上进行讨论，最后才由老师做总结。
东京大学访学归国后，2009年的10月～12月，我到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的比较地方自治中心访学。接待教授井川博先生很热情，带我拜访学校的校长和相关教授。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主要的宗旨是“培养制定政策的高级专业人才”、“推进国际间的学校和行政部门的政策研究”、“创建连带机构和优秀的研究点”，以对政策进行相关研究和教育为目的。在本校学习的学生以自己所选择的研究领域（经济学、政治学、行政学、国际关系论、数理科学、社会工学等分野）为基础，学习政策效果分析以及政策评价的方法论，掌握应对将来所要面对的各种政策课题。该大学只有一栋综合办公教学楼，地处六本木，是个闹中取静的地方。学校教师大多有政府工作经验，主要培养博士生与硕士生，但也培养相当于国内MPA的学生。该校的60%学生是外国学生，国际化程度比较高。
三
出国访问学习，使我增长了见识，拓宽了研究领域。我的学术研究旨趣不再仅仅局限于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涉猎于事业单位改革、社区建设、廉政建设、绿色转型等应用课题研究。读书让我遨游于学术海洋中，能多看一本书、多参加一次学术交流、多进行一次实证调研，我都会感到无尽的喜悦和收获的快乐。尽管在有些人看来，那是多么艰辛、乏味和枯燥，但我乐此不疲，乐在其中。我的辛勤付出也得到了回报，近年来，我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2部。其中，《政府职能转变论纲》一书被北京市“读书、荐书、评书”活动组委会评为首批推荐的著作之一。博士毕业后，我完成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课题和多项省级课题，出版《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行政改革研究》，今年刚又获得了一项教育部的课题。在国际合作方面，完成住友财团资助项目“环境保护中的公民参与”，目前正在组织中、日、韩、香港等地学者共同开展丰田财团资助的“基于公民参与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研究”国际合作项目。丰田财团的项目是面向全球招聘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我申报了三次，才得以批准。因该财团的审查严格（2011年的采用率为5.5％），提供的资助比较多，因而在日本社会的认可度比较高。
身为师者，在治学的同时，我十分注重传道、授业、解惑。在授课中，我把讨论式、启发式、情景式等方法引进教学活动中，强调知行合一的重要性。课堂外，我多次组织带领学生走向基层、走向田野，赴太原、运城、杭州等地的县区、街道、农村调查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农村选举、政府执行力、基层廉政和社区建设等问题，让学生们活学活用理论知识，体会学习的乐趣、激发学习研究的动力。同时，我还注重吸纳学生参加科研项目，并组织学生定期召开学术交流会，鼓励学生查资料，了解重要人物的思想、观点、研究方法，写成读书笔记或论文，然后请表现优秀的同学上台发言，谈读书体会，我再进行补充。这样做，可以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激发他们更好地进行思考，将讨论引向深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希望把学生培养成会自主学习的人，而不是仅仅为了应付考试只会读死书死读书的人。这些教学方法的实施，其效果是明显的。2010年，我获得了山西省教学成果一等奖，而且指导的学生两次获得全国挑战杯学术作品二等奖。
回首自己这几十年的成长历程，我觉得自己在事业上有低谷更有高峰，有艰辛更有收获，唯一不变的就是积极进取的心态。我总感觉生活是那么奇妙，人生的改变就在转瞬间。只要努力，便会使自己更加充实，走向成功。我时刻牢记我的导师要我“勤勉、锐气”的话语，我也坚持把“天道酬勤”视为我人生的座右铭。我坚信，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只要多努力、多付出，成功就会向你招手。我也要求并希望我的学生，要牢记并践行“登崇俊良自强报国”的校训，让他们跟我一样，努力学习，勤勉工作，努力做一个对社会有作为、对国家有贡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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