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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历史边缘上的人-----访山西大学社科处处长孔富安教授
作者：梁浩 李涛 发表日期：2009.6.30
孔富安1960年4月10日生于福建的一个军人家庭，可以说军营的橄榄绿是构成小富安童年的主要色调。他父亲是参加过孟良崮、淮海、“战上海“等著名战役的军人，大概是经历了无数次惨烈的战役，他守着自己激情燃烧的岁月重新设计着小富安可能的未来。受父亲的影响，小富安早早在自己内心印下了开朗、执着、自立的性格烙印。1965年海上“大练兵”时，5岁的小富安目睹众官兵的训练也产生了“澎湃激情”，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压力之下，毫不惧色”，抱着两个漂浮冲向大海…..最后父亲在退潮之后发现他仍未回来，于是全连官兵又做了一次海上练兵。对于孔富安来说，这种“生与斯，长于斯”的军营情节对自己性格影响颇深。
1967年孔富安在福建上小学，1969年随父亲到了山西平陆。小学结束时正逢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带来的是“教育回潮”，没有选择的他只好仓促上阵，意想不到的是他竟以全县第二的成绩考入了山西省平陆县一中。初中时的孔富安遇到了对自己一生产生重要影响的第一位老师：郝广明老师，时任孔富安班主任的郝老师虽然已年近60岁了，却将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十分负责的照顾着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他既鼓励学生们为了理想而努力学习，又教会了他们乒乓球、围棋、象棋等。从郝广明身上，孔富安学到的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做人的道理。1975年，孔富安升入平陆一中高中，当时的教育方针是面向社会生产，所以高中时分为书法班、艺术班、农机班等。而孔富安因初中时参加过乒乓球体校，并获得区及团体亚军，因此被分在了体育班。回忆起高中班的学习：“一星期八节体育课，下午还要进行训练，所以文化课知识没有学到多少。”的确,在当时那个被政治色彩涂抹得变形的社会,使得很多人的人生道路都变得崎岖不堪。教语文课的杨晋诚老师是对孔富安有着重要影响的另一位老师。这位原来活泼充满激情的西北大学的高材生因家庭成分问题而变得沉稳、慎重，但他始终坚持不懈的鼓励他的学生努力学习。人生中的许多印象，大概终生都难以改变，难以忘记。在孔富安临毕业时，杨晋诚老师意味深长的对他说：“中国不可能再这样下去了。你们要好好学习。”这句话令孔富安终生难忘。
1976年孔富安高中毕业后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作为最后一批知青上山下乡来到山西平陆槐下村，并且一待就是整整三年。在这三年中，杨晋诚老师规定他每3个月回学校换一次书，每次给他带6本只有教师才可借阅的图书。“这是件很幸运的事，在当时那种文化沙漠的环境中，我读了很多历史方面的书，小说，《唐诗三百首详析》读得很细，背下了将近一半。当然也有遗憾的，比如四大名著中的《红楼梦》就没读。”当时，许多知青都返城参加工作了，孔福安也萌生了去参军的想法，可父亲认为“我当了30年的兵，站了我们家10代人的岗”，始终不同意他去参军。生性倔强的孔富安没有依靠父亲的关系将自己的户口从农村转回县城，他选择了高考，他要凭借自己的力量去独自拼搏。令他感到意外的是，1979年当他要求回到平陆一中复习时，学校却拒绝了这位本校毕业生，因为他是“文革”时期的学生，是体育班毕业的学生。然而令校方感到意外的是这位仅复习了4个月的知青竟超出本科录取分数线20分，由于不满意被录取的学校而再次选择了复读。
1980年9月，孔富安如愿考上了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突然来到另一座陌生的城市，他显得既兴奋又紧张，当然，这种心情很快被山东大学那务实的学风感染并平和下来。孔富安日后回想起来，在山东大学的四年求学生涯只是自己生命之路中的一段，很多梦想与追求，很多欢乐和心情飞扬的日子，都留在那一段路上，成为一种记忆，成为生命之路的一块路标。在学术方面，山东大学有很好的学术氛围，只要有独到的见解便会得到大家的赞同与支持。孔富安曾对自己老师的观点提出过一些不同的看法，并以论文的形式与老师进行商榷，而老师则将一大堆文献资料交给孔富安并嘱咐道：“如果你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还必须补充一些文献资料才可以自圆其说。”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山东大学那严谨﹑务实的良好氛围。大学期间，同学之间的来来往往是很多的，用孔富安自己的话说：在大学期间的最大收获不只是知识，还有友情。在四年学习生活中，大家彼此用友情温暖着﹑支持着。走出校园，大家奔向五湖四海，缺少交流的机会，又都各自有着不同的事业，但彼此温暖的四年在每一个人的记忆中再也无法清除。对于这一点，孔富安体会颇深：“不管怎样的日子，不管是不是你主动选择的日子，只要在你生命中留下痕迹，回忆时便总是夹杂着一种温情。因为大学的日子毕竟是在我们的青春中，是我们考古班一起走过的，是我们一大群人一起走过的。”我们同学相互之间都引以自豪，颇具个性，且素质很高。如今，与他一同毕业的21名考古班同学出了12名硕士﹑6名博士及2名成功的商人。在一些考古学学术刊物中常出现往日“同窗”同时“登陆”的情况。2002年，山东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领导，轻拍着他的肩头说道：“你们是山东大学考古专业30年来最优秀的班级。”对于孔富安而言，上大学四年的时光中，挖掘城市的废墟、搜寻历史的缝隙早已使考古学的空间概念在自己心中生根，仿佛有一种震撼穿过历史直接抵达身上。而自己的专业、自己的所学、自己的道路正是对这一切的体验与思索。1984年7月孔富安以一篇《郭家泉东周墓地墓主身份的初探》告别了大学时代。
毕业后的他回到了那个曾经在他童年留下过印记的城市——山西太原，走进了那个曾经是他向往的最高学府——山西大学，与四年前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成了山西大学的教师。在历史系任教8年中他不仅在学术研究上有了很大进步，而且逐渐成为历史系学生的良师益友。1989年，“学潮”运动的掀起，使宁静的大学校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多年来研究历史的经验告诉孔富安，应该从历史角度去认真冷静地思考这一社会现象，并受“动乱年代，人舍我取”这一历史总结的启发，他报考了山西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那一年出现了中国研究生招生考试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倒挂’现象。也就是招生人数大于报名人数”。正是这次毅然的抉择使得他又重新走上了求学之路，也使他更坚定的去探索和研究历史那厚重的记忆。1993年，一篇名为《论我国新石器时代的玉器》的毕业论文成功出炉，他也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硕士学位。在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的同时，他也很注重国内外的交流和学习。2001年2月他被派往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进行考察；9月参加由台湾大学主办的“海峡两岸古玉文化会议”，其一篇名为《中国古代玉器起源初探》的论文被收录在《海峡两岸古语学会议》论文集中。
2000年2月，孔富安任山西大学社科处处长。受山东大学张知寒老师的影响，他非常强调做人，他认为：“做人做不好，作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因此他对本处室的同事强调：“我们作为职能处室，服务第一，管理第二。”并与同事们约法三章。在他的带领下，社科处的各项工作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科研课题经费年均增长幅近30%。孔富安也获得了国家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科研管理（人文社会科学类）先进个人”称号。
如今的孔富安又拿到了博士学位，近年来主编与参编了《旅游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文集》、《颂晋文选》、《交山平寇记点校》、《山西古代石刻集萃》等著作4部。在国内及日本国相关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其中《试论五台山风景名胜区旅游地形象设计》获2002年度“百部（篇）工程”二等奖及2004年山西省第四次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论我国新石器时代玉器》获2002年山西省教育厅第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成果二等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省社科基金及软科学研究课题20余项，总经费40余万元。
对于自己的事业﹑未来，孔富安有着自己的理解：现在想起来，任何事情都一样，只有抓住一些重大的转折机遇，才能实现固有的价值，而转折的机遇并不不是上天恩赐的，它来源于自身孜孜不倦的追求。我同许多人一样不相信命运，信自己。但我并不否认机遇对人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重要的是怎么去把握它。任何情况下都要坦然面对，顺其自然，直面形势，走一步，看一步，再走一步。这样走走看看，逐渐去领悟人生的意义。
对于明天，对于未来，我们坚信，孔富安同样会把新世纪的历史记录下来，因为，未来属于勇敢的开拓者，我们期待着他带给我们的下一个精彩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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