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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轮心,明月情 —— 记法学院教授董玉明

作者:郝开灵   发表日期:2008.6.25

矿工子弟的童年

    1961年,董玉明出生在阳泉矿务局四矿的一个普通煤矿职工家庭。家里除父母外,还有奶奶和一个姐姐。从记事起,煤矿家庭子女通常可能遇到的事便在他身上体现了出来,父母双双上班,他只好与奶奶相伴,很早就在脖子上挂起了家门钥匙;在小树林里玩,上山、爬树、与小朋友打架等等……但也有没做过的,董教授讲“由于邻居家的孩子出过事儿,一直没下过河滩和水库游泳,所以至今不会游。”到5岁时在邻居时任四矿小学校长的黄老师的建议下,经常惹事生非的他背起书包较同龄人提前一年上了小学。
    童年时代的他一入学便被学校的一切所吸引。班主任李茂才老师也对他爱护有加,学习成绩很好的他还跳了一级班。语文是长项,尤爱写作文,他的作文直到今天还被已是校长的启蒙老师当范文读给同学们听……
    中学时代的董玉明喜欢上了绘画,因为与闻名全国的陕西户县农民画齐名的就是阳泉矿务局工人版画。绘画成了他那时惟一的消遣,也成为他终身的爱好。
    1977年,作为改革开放后国家招收的首届大学生,董玉明考进了山西财经学院计统专业。刚到班里他就发现自己是年龄最小的学生。同学们最大的长他15岁,小的也长他四五岁。大家总是拍拍他的肩,像对小弟弟一样,几乎谁与他也没有共同语言。加上他对专业不适应,文化底子弱,压力大,学习有些吃力。一时间他仿佛从人生的高处跌到了低谷,心理的苦闷无法倾诉,学习压力无处排解,生活变得沉闷而忧郁。好在班主任知道他绘画不错,让他负责班里的板报工作。于是,在这块施展才能的小天地,他一干就是4年。这期间,系里、校团委均吸纳他做宣传干事,负责起了系报、校报。当得知高考分数并不是很靠前的他,就是凭着绘画这一特长顺利被录取时,董玉明不禁庆幸自己最初的选择。

三尺讲台 用心灌溉

    大学毕业后董玉明选择了留校,被安排到了新成立的基础部经济法教研室工作,开始从事财经类专业《经济法概论》和《法学基础》两门基础课的教学。一干就是12年。1982年9月,他被派往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进修,并有机会参加了国务院为各部委、各省举办的中国首届经济法干部培训班。师从潘静成、刘文华教授,成为我国最早从事经济法研究的学者之一。这一切为他日后从事经济法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返校后,在留着自己画的梅花板报教室里,董玉明首次踏上了讲台。面对真正与自己同龄的80级学生授课。带着质朴而又诚挚的感情,第一堂课让他感觉很好。正如他所说“让我充满了自信,感觉上课很快乐。”所以,在此后27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很少有失败的课,更少有不想上的课。即使自己再忙再累,只要一上讲台,他就变得兴致勃勃。接着他很快摸索出一套“因人、因地、因时、因教材”的教学方法:既要注意授课对象的不同调整深度,还要注意不同场合的不同授课技巧。一次,他应邀在原平县一个大礼堂给上千人搞法制讲座,听众都被他所讲的内容和深入浅出的授课方式所吸引,乱哄哄的礼堂在开讲后几分钟后便静了下来。他说那是他感到最欣慰的时刻。他反对抛开教材讲自己的一套,主张依托、尊重教材,在此基础上进行不同意见的修改。正如他所说,“如果一个老师一上讲台就说学生手中的书如何无用。再让学生辛苦抄笔记,回头学生却发现老师的笔记不过是袭用另一套教材而已。这样的老师,学生是最反感的。”当然,她在教学中也有过困顿,出现过迷惘。采用学生欢迎的案例教学法时,他发现虽然学生们听课兴趣高涨,但教学成绩反而下降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思索反省,董教授意识到原来是师生同时进入了“为案例而讲案例”的误区。于是,他又总结出法律教学的“教材、案例、法规、参考资料”四位一体的方法,教学成绩果然提高了不少。
    董教授的讲义也很有个性:只列提纲。他说“我最反感把讲义写成讲稿式的,详细到连‘同学们好’也得记入。”但就这样到目前为止他所有讲义堆起来也有半人多高了。如今,适应新形势要求,他的讲义已经被电子课件所替代。

新起点 新征程

    1995年山西省筹建第一个经济法硕士点,董教授应邀由山西财经学院调入了山西大学。对于这一调动他是这样形容的:“在财院,作为经验丰富的教师,我只能算是个教书匠。如果说有一些学术方面的论文,也只是出于爱好,对于教学中一些问题的探索而已,根本没有明确的科研目的。来山大成了我事业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在山大这一拥有优良传统的百年老校我开始在科研上步入正规。”来山大第二年董教授,便拿到了一个国家课题,几年来他先后主持4项国家与部级课题,6项省级课题和3项横向课题,成为山西大学经济法重点建设学科的带头人之一。当问到怎样做到这些时,董教授谈了他的心得:“我的科研围绕固定的方向进行,由自己一些文章作前期成果积累为基础申报课题。申报成功后,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形成专著的同时也为下一项课题申报作了准备,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在有生之年,董教授的目标是能够在50岁之前,将属于自己的学术观点,系统总结,推向社会,使自身及山西大学在国内外经济法领域拥有一席之地。
    在起初的研究生教学上,他坚持自己主讲《经济学基础》而不用经济系公共课老师。董教授认为这样可以将经济与法律更好的结合起来。《经济法律基础理论》由于体系庞大,内容杂,很多人不愿意讲。而董教授采用“范畴,结构,体系”三论方法使这门课系统化、简单化。这不仅使他的在职研究生们感到“很容易掌握,很实用。”更认为“这种方法很值得推广”。
    同时,董教授还积极广泛地与全国经济法领域的同行进行交流。2002年,由中央财经大学主办的中国财税法律论坛即邀请他做了有关会计信息失真法律责任的主题发言,引起了社会及学术界的关注;他提出“中观经济学”的观点,在全国属于首例;2008年,他应邀赴台湾国立高雄大学和国立台湾大学参加“海峡两岸经济法与租税法理论研讨会”,在会议期间,分别在两校作了题为“中国大陆宏观调控目标的转移及对企业所得税法的影响”的主题发言,引起了台湾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董玉明就这样为山西经济法在全国的一席之地努力着。谈到这儿,董教授说:“我们的工作做的还远远不够,国际通道还没有打开,博士点争取工作也是一个重点。
    看一看董教授的简历就会对他的工作了解不少。
    董玉明,男,1961年生,1982年1月毕业于山西财经学院计统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96年结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经济法研究生硕士课程进修班,1999年获法学硕士。现正在武汉理工大学攻读在职人员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山西省委联系的高级专家,山西省人大经济立法顾问,山西省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山西省政协委员,全国政法院校经济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财税法学研究会、WTO组织法研究会理事,山西省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山西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会长,民盟山西省委常委,法制委员会主任,民盟山西大学委员会副主委,山西大学法学院经济法研究室主任,经济法硕士生导师,法学教授。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特约检察员,太原市、阳泉市经济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山西毅达事务所律师。先后撰写专业学术论文132篇、获得各类科研成果奖48项,分别发表于国家、省级各级刊物和全国与省内学术年会和专题研讨会上,主编、副主编、参编法学与经济法学专著、教材及工具书20部。2005年被山西省法学会评为山西省首届中青年法学家。被山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确认为山西省跨世纪社会优秀人才。

教授 律师 社会民主人士

  董教授很忙,因为他有太多的事要做,通宵达旦是常事。但他有他的原则: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他首先是个教师,教学与科研始终是事业的核心,绝不能本末倒置。所有的社会活动均应围绕“如何更好地为教学与科研服务”进行。经济法作为一门实践性强的学科,实验室是大社会,他要求自己与学生要重视社会实践,关心社会,关注社会发展,在社会实践中体现自己的价值。他培养学生树立起用知识为社会做贡献的思想,他认为,学者的最终目的是“以社会效益为主,推动社会进步。”董教授的主要社会活动是学术性的,他希望用自己的知识为国家培养合格的人才之余能为社会及国家的法律工作做更多的事情。他认为,律师并不是他的第二职业,而是教学的一种延伸,一种实际操作途径。
    此刻,董教授正在接一个电话,笔者注意到他身后的那面深红色的锦旗。这背后有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件事说来很巧,因为我常来去修车子。”
    “就是您现在骑的那辆自行车吗?”笔者脑中浮现出旧单车与董教授风中凌乱的头发的形象。
    “啊,就是那辆车,大病不犯小病不断。”他笑着说“一两次就和修车师傅熟了,聊开了。”
    原来,那位修车师傅曾是太钢一位退休工人,又曾是山西省的优秀自行车运动员,在全国的赛事上拿过亚军。退休后因与邻居口角发生冲突,受到刑事处罚并被单位停发了退休金,一家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只能靠修车度日。董教授详细了解了情况后认为有诸多不妥之处,首先退休金停发是没有理由的。对工人的深厚感情促使他必须要管管这事。他多次走访了当事人原工作单位,发现老师傅的同事们对这件事也相当不满,认为很冤。经过多方调查取证协商,厂里终于补发了老师傅几年的退休金三万多元。老师傅一家感激不尽,只能以一面锦旗向义务帮助自己的董教授表达谢意。
    其实,这只是董教授办过的上百件案子中的一件而已。对此,他只是淡淡的说“有良心的人碰上了都会觉得不平的,只不过我恰好是个法律工作者而已。”
    作为一个民主党派人士,董教授连任三届省政协委员,他积极参政议政,每年均能提出一些有价值的提案,并引起了省委、省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重视。这也使他获得了“民盟参政议政先进个人”的称号。其中,他在省政协八届五次会议上所提的《关于尽快规范涉法传播报道的建议》获优秀提案奖。他说:“现在很多新闻媒体在涉法报道中很不规范,常会误导大众。如把普通公民的‘上诉’说成是‘申诉’;某些电视台和新闻报刊将犯罪过程描写或反映的过于细致,可能会导致犯罪教唆的后果。对于这些,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应当站出来说话,这也是一个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成员应尽的义务。”

师生岁月

    董教授的学生都说他为师很民主、开明,从不强求学生做什么。他的一位研究生告诉笔者:“董老师在学术上从来都是讨论式、交流式的教学,如果双方有分歧便拿出来共同讨论解决。他常说:‘我有什么错大家就直说,这世上没有什么绝对的事儿,学术上更是如此。’董老师很尊重我们的学术成果。如果在课题中有学生的一部分贡献,无论是大是小,他都清清楚楚地写进自己的学术成果中。”正如这位研究生所说,董教授认为,那些被学生称作“老板”的导师缺少与学生的沟通及应有的尊重。教师与学生之间,应既像师生又不像师生,是一种相互学习的关系。
    在一次欢送毕业研究生的聚会上,同学们纷纷要求董教授讲点儿什么。没想到他站起来竟问了问:“你们的世界观是什么?”大家都笑了,没人对这个话题感兴趣,谁知倔犟的董教授硬是要补上一课:“送你们我人生的三条法宝吧,对你们也许会有用的。”同学们顿时来了兴趣,董教授开始讲他的人生观、世界观:“第一是实事求是。是什么就是什么,不好高骛远,眼高手低,也不妄自菲薄。正确地估计自己是社会人生的第一步,走好这一步至关重要。第二是辩证地看问题,凡事切勿绝对化,不能一巴掌把人打死。”说道这儿同学们笑了,“这样你们才不会太天真或是太偏激。”董教授接着说,“第三是历史、发展地看问题,决不用老眼光旧标准看人,只有用老眼光看人的人才会说‘一代不如一代’的话。社会在进步,怎么可能一代不如一代?只能是一代更比一代强!”说到这儿已经是掌声一片了。他又补充了一句“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从你们身上学东西,也同时觉得生活总是光明的原因。”
    董教授性格直率,有什么说什么,不喜欢绕弯弯。正如他所说“我不想做什么正义的化身之类的英雄,我只想做个明白人。”有一次,在有关高科技立法讨论会上,他发现有些条例从总体设计上就有问题。在与会专家一致通过的情况下,董教授仍大胆提出反对意见,要求重新审议。事后,他的研究生回忆说,“董老师很少发火,即使发火也是对事不对人。”董教授后来对他的学生们说:“我们最终目的不是为了维护哪一派的权威,而是为了我国的法制健全。”董教授也觉得有时自己的性格可能让人难以接受,说“年轻时更是自以为很正义,在捍卫真理,全然不顾及别人的感觉,所以会有人怕我或是误会我。人生的酸甜苦辣,这‘苦’字怕是在这儿体会到了吧。”直到现在,董教授的同学、同事们在一起聊起来时,还对他的青年时期的耿直记忆忧新。

生活家庭面面观

    “听说师母是个温婉贤淑的女子。”
    “她是那种稳重、内向的人,从小和我就是同学,还坐过同桌,那时她都没怎么和我说过话。”董教授说着竟腼腆了起来。
    “工作这么忙,很晚才回家她不会有意见或是承担太多的家务吗?”
    “家对我的概念是一种精神力量的源泉,关心爱护一个人并不意味着时刻守在她的身边,而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持与理解。夫妻是缘分,既相互吸引又相互依存,又要能相互独立。当然,我会做一手的好菜,洗洗涮涮没问题;我儿子做些简单的家务也没问题,一有空我们就全做了,爷儿俩算是以这种方式减轻她的负担吧。”
    一直以来,董教授努力在家里营造一种平等民主的氛围,对儿子更是充分尊重他的意见与选择。“儿子不是我们的私人财产,他不仅是我们的,也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的,更是社会的一分子,他有他自己的天地,自己的事儿。”很少有时间专门教育儿子的他相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自己要努力给儿子做个好榜样。
    “我不希望我儿子将来做什么大人物或是多么出人头地,踏踏实实走好人生每一步,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就好。因为一个人越成功,肩上的责任也就越大,刻意追求成功就会伤害到别人,他要能客观自信的面对这个世界,教会他独立比什么都强。”
    董教授对家庭有自己的一套。有一年过年便花钱让全家去海南做了一次旅游,使家人在轻松愉快的旅行中充分感受家庭的氛围。
    平日稍有闲暇,董教授就会抓紧时间休息。因为他知道随时会有这样那样的事跳出来要他去做,这一刻得赶紧休息,下一刻才能精力充沛地投入工作。“40多岁正值事业高峰,如果这时不做就太浪费生命了。”
    “如果您有大块时间,比如说一天,会做什么样的休闲?”
    “我想画画,安安静静地画,画不了大的山水风景,画本小人书还行吧。我就完完整整的画过一本小人书。”不论画什么都能让他沉浸其中,没有了喧嚣,没有紧张节奏,不是教授,不是律师,更不拥有这样那样的头衔,此时的董玉明只是一个孩子,一个喜欢享受画画快乐的孩子,也许他的画里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童话世界吧。
    “一个童心未泯的很好相处的人”。这就是学生们眼中的董教授,一次联欢会上,当音乐响起时,同学们惊讶地发现董老师也跳起了交谊舞,并且跳得很好,大家纷纷停下来围在舞池边看。“当时他很投入,跳起舞来比二十岁的人还年轻。”一位在场的同学这样形容道。当然,在激烈的迪士高音乐响起时,董教授只能擦擦汗坐在旁边看学生们跳了。那天他总占着话筒不放,一首一首地唱着那个年代的歌,当那遥远而又熟悉的曲调响起时,刚开始还与董老师吵吵闹闹抢话筒的同学们安静了下来,任凭他纵情歌唱:“美酒飘香,歌声飞,朋友啊请你干一杯,干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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