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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栖梧桐 —— 记阎凤梧教授

作者:张志桥   发表日期:2008.6.23

  凤凰,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鸟,其状如锦鸡,五彩毛羽。雄曰凤,雌曰凰,亦可合称为凤。生性高洁,饮必择食,栖必择枝。《诗•大雅•卷阿》记载:“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郑笺 :“凤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阎凤梧的父亲为他起名“凤梧”,含义深远。阎凤梧带着父亲的希望,执著地寻求着心目中的梧桐。
求学之路

   阎凤梧,1936年生于晋南稷山县,因家境贫寒,5岁到11岁期间由父亲亲自教授中国传统文化,学习了《三字经》、《百家姓》等启蒙读物和“四书”、“五经”,打下了坚实的古典文书根底。10岁时,就开始看《聊斋志异》,写文言小文章。13岁外出打工,寄宿于太原舅父家,做的是小工、杂工,无论严寒酷暑,天不亮就去“人市”上等候雇主。但一有时间就往新华书店钻,把店里的一些书都翻黑了。

  1950年春,阎凤梧的命运有了些许转机。太原二十六完校招收六年级的插班生,并向家庭困难者提供助学金。阎凤梧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进入该校,每月可得30斤小米,但60斤小米方可在学校上灶。于是,他自己捡柴煮小米粥吃,一天两顿,一顿只限半斤小米,再加上老师、同学送给的一截咸菜、半个窝头,勉强维持生计,十分艰难地接受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正规教育。

  1951年春,中学、师范招生,阎凤梧本已考上太原中学(今太原五中前身),却因太原中学没有助学金,而未敢就学。重新报考了国民师范学校,在全省1600多名考生中,他考取第11名。放榜那天,天不亮,他就冒着大雪在国民师范的大门外等候。他终于又有饭吃,又可以上学了。

  1951年夏,正当抗美援朝战争十分激烈的时候,满怀爱国热情的阎凤梧尽管年龄未达到参军规定,却因咬破指头写血书以示报国决心,而被破格录取,先后两次赴朝鲜作战,并立功受奖。在部队期间,无论何时何地,他都利用战斗、行军、训练的空隙和节假日,大量阅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外国文学重要作品,还自修了初级俄语。

  1955年秋,阎凤梧从部队回到地方参加工作后,仍然坚持自学,从不放过一点空闲时间。接着又响应国家“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于1956年考取山西大学中文系。    1960年毕业后,被学校选送到南开大学中文系研究班进修。他决心终身从事教育事业,一心一意学习古典文学,天天钻到图书馆里,收集资料,同时参加教研活动和教学实践,教学效果反映良好。

  1962年阎凤梧学成归来,先是为姚奠中先生助课,因授课效果很好,学校打破常规,将原定的一至二年助课期缩短为4个月,让他正式上课。他不满于“满堂灌”式的教学方法,而是提前把将要讲授的作品印发给学生,并在关键处简要评点,启发学生思考,鼓励学生畅所欲言。每周两次面对面辅导,答疑解难,共同讨论。新颖的内容,丰富的信息,深入的分析,全新的方法,再加上清利的口齿,激情的演说,引导同学们跟着阎老师忘乎天地万物,沉醉于美妙的艺术境界之中,体味其中的奥妙与真意,然后,跳出作品之外,各述自己的体会。时隔数十年之后,当时听过他讲课的学生,仍然备加赞赏。唐宋文学这门课深受学生们的欢迎,也引起校方的重视,校长多次登门访问,热情加以鼓励。阎凤梧找到了教书育人这棵梧桐,对未来满怀憧憬,雄心勃勃地要在教学和科研的领域里大干一场。
 
文革风雨

  然而,命运却不由他自己安排。从1962年开始,师生们就不断下乡搞政治运动。1964年开始的“四清”运动是文革的前奏,阎凤梧被分配到长治市长子县下乡。他对这场运动的斗争对象和斗争方法有不同看法,认为不符合农村的实际状况,却又无法抵制,因而情绪十分消沉,为此受到领导的批评。他在政治生活中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与彷徨。

  1966年,文革开始,学校全面停课。如果说此前阎凤梧经历的是求学的考验,那么,从现在开始,他将要经受做人的考验,是对人品、人性的前所未有的巨大拷问,是要看阎凤梧能不能配得起这个“凤”字。

  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风暴中,山西大学中文系的二十多位青年教师中有几位受到冲击,阎凤梧是其一。批判他的大字报指责他:只专不红,是修正主义苗子,和党离心离德,与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划不清界限等等。面对别人冷漠、鄙视的目光和气势汹汹的批判会,他百思不得其解,难道钻研教学,勤于写作,教学效果不错,经常向老教师请教,就会构成这些罪名吗?原来早在1957年反右时,他就因顾虑重重,被指为“资产阶级温情主义”;1958年因为对大跃进不满,被指为“思想右倾保守”;1959年因同情彭德怀的不幸遭遇,而被指为“思想严重右倾”;1962年因赞同“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又被指为“与党员离心离德”。这次不过是对他的总清算而已。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他的这些“反动言论”材料,才从个人档案中抽取。

  1969年秋,省革命委员会向学校要人组织写作班子,山西大学把阎凤梧派了过去。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写批判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树理的文章。另外,配备工军宣传队监督他们写作。他们翻遍赵树理的所有作品寻找问题,写出几篇大稿子。这些文章基本上是实事求是地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进行分析,与当的政治大气候扣得不紧,未能达到“批倒批臭”的要求。于是乎,工军宣传队通不过,核心小组通不过,他们反复修改后,还是通不过。《人民日报》急于树起赵树理这个反面典型,催着要稿。稿件到手,负责审稿的人却认为:没有上纲上线,未能将赵树理提到反革命的高度。这样,作为主要撰稿者之一的阎凤梧因为不会见风使舵,不肯玩弄刀笔,就被下放去宣传样板戏了。

  新组成的写作班子确实很得力,只用一个星期就写出了批判赵树理的文章,并立即获得通过。《山西日报》用了整整两个版面来刊发,标题很吓人:《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树理》。当时,阎凤梧很是不解,去问大批判组组长,这篇文章是怎么写出来的?组长做如是回答:书呆子,这种文章根本不用做分析,只要下判断、扣帽子就可以啊。

  这篇文章刊出不久,在湖滨会堂召开了批判赵树理的大会,将批判文章全文宣读了一下。会后不到一星期,赵树理就含冤而死了。因为他明白,署名“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大批判组”的文章,表明领导上宣判了他的死刑,最后的一线希望都破灭了。每当回想起此事,阎凤梧都感到心有余悸,为自己未曾参与此事而深感幸运!

  其实,这不是阎凤梧幸运,而是他坚守做人的原则:面对可怕的政治压力,力求实事求是,不扭曲人的善良本性,不昧着良心做事。阎凤梧最喜欢的历史人物是司马迁,是不是因为他们有过相似的遭遇,有着共同的原则?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文化在他身上被人格化了,成为他的血肉构成。

  在十年浩劫中,阎凤梧尽量不让自己的人性严重扭曲,同时尽力去消除派性斗争的严重后果。他曾极力阻止山西大学两派的武斗。一是在两派斗红了眼,一派图谋攻打主楼时,他不顾危险,极力劝说造反派头头,使主楼得以保全。二是在两派的又一次武斗中,教工八楼被人纵火。教工八楼的墙壁和天花板都是用木头制成的,若不及时救火,后果不堪设想。又是阎凤梧闻风而至,声色俱厉地说服造反派头头组织人员救火,因而未造成重大损失。在文革那样的特殊年代里,阎凤梧虽然身为一派成员,却对两派的所作所为都有所不满和批评,因而两派的头头都不欢迎他,把他视为“边缘人物”、“危险人物”,而处处加以防范。但他仍江山依旧,我行我素,坚持实事求是,在孤独中艰难度日,企盼着浩劫能早日结束。

弃官从教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不少知识分子学富五车之后,首选做官。
  1970年-1975年,阎凤梧经常被教育厅抽去帮忙,短则两三个月,长则五六个月。1975年,文教部决定改“抽”为“调”,想将阎凤梧吸收为编内人员。阎凤梧不愿从政,只想教书,迟迟不去报到。后经校领导多次动员,并以“组织观念”压他,他只好勉强答应了,但提出一个条件:只是去帮忙,不办理调动手续,希望将来再回来教书。随后,他被调入文教部担任办公室负责人,主要负责写材料。他的仕途生涯从此开始。

  在文教部期间,有三件对对阎凤梧触动较大。

  第一件事。阎凤梧常常奉命到省各地教育战线调查研究,每到一处,基层干部都会反映一些问题,迫切希望得到解决。阎凤梧认真记录这些问题,并写好报告,提出解决方案,递交上级。不料,报告从此泥牛入海,杳无音信。最大的报偿就是,有一回分管教育的省委书记对他说:报告写得不错,好好工作。而当他再次下基层,旧地重游之时,面对基层干部渴望的目光和急切的询问,却无言以答。他感到十分内疚,他一向认为领导机关的任务就是解决实际问题,可当时的情况却远非如此。

  第二件事。张铁生因考试交白卷而在文革中红极一时。1975年,“白卷先生”到大寨、太原两地做报告。“白卷先生”先在大寨胡说八道一通,引起群众不满。陪同他的教育厅负责人连夜赶回太原,向有关领导汇报了这一情况,请示是否还让“白卷先生”继续到太原做报告。那位领导仍不变原定计划,于是,“白卷先生”又到湖滨会堂大放厥词。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追查此事。有关领导玩了一次舍车保帅的把戏,免除了那位教育厅负责人的职务,算是交差了事。深知内情的阎凤梧打抱不平,向他的领导说明真相,却换来一句话:“你管这闲事干吗!”
  
  第三件事。“四人帮”粉碎后不久,1977年《红旗》杂志社(《求是》杂志前身)向山西省委要有关批判“两个基本估计”的文章,由阎凤梧为首的几个人起草后送交《红旗》杂志社。不料文章刊出后,阎凤梧发现原本旗帜鲜明的批判文章已被磨得无棱无角,含混不清,毫无战斗气息。他大失所望,深感政治斗争的复杂多变,捉摸不定:“政治没法搞,搞政治就不能有自己的意见”。

   阎凤梧原本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经过这几件事之后,更是心灰意冷,觉得自己不适合从政,自己的归宿不在官场,弃官从教的宿愿愈来愈迫切。从1978年起,阎起梧一直要求回山西大学任教。在此期间,因为他一向工作勤恳,又与同事们相处融洽,被确定为提拔对象。但他下定决心不当官,用他的话说:“做一个清官不容易,做一个贪官又不忍心。”他认为自己还是适合教书。1980年趁机构调整之机,他毅然回到山西大学,打定主意好好教书。
凤鸣朝阳

  凤凰终于找到了自己心目中的梧桐。历经风雨的阎凤梧的眼界与心胸今非昔比,他将全副身心投入到了教学中去,希望活出另一种境界来。

  阎凤梧为中文系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创办古典文学研究所,第二件是建立古代文学重点学科。这两件事的具体工作主要是由他承办的。他跑经费、购设备、买图书……忙得焦头烂额,却心甘情愿。因为他心中有杆秤:这两件事办好了,有利于培养青年教师,有利于学科建设,有利于多出成果、快出成果,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好事。此后,他一手抓提高,一手抓普及。他认为古典文学如果不向人民群众大力普及,就丧失了它的群众基础,违背了文学研究的终极目的。由他主编或与他人合作,陆续出版了《名作集萃》、《唐宋八大家文选译注》、《通鉴纪事本末全译》、《柳永周邦彦姜写诗词注析》、《汾河诸老研究》等,其中《唐宋八大家文选译注》增印三次,并在台湾用繁体字出版。

  1995年重点学科经省里和有关专家重新审定后,确定主攻方向为辽金元文学。辽金文学研究在全国属于薄弱环节,为了打好基础,为以后的研究提供方便,山西大学中文系决定编两部大书《全辽金诗》和《全辽金文》。当时国家有关部门决定将先秦至明清的历代文学总集都整理修订出来,而将辽金部分委托给山西大学完成。阎凤梧的研究方向本来是唐宋文学,对辽金文学并不很熟悉,但他身为古典文学研究所的所长,深知这副担子的分量。他咬紧牙关,挺直腰板,在花甲之年奋力投入此项工作。古籍整理工作特别费时费力,成果打分也很低,既没多大名气,也没有多少报酬,所以一般人都不愿意干这种枯燥乏味、出力不讨好的事情。阎凤梧却凭着一股对此事的高度负责的精神,承担起了大部分工作。他搜集文献,修改定稿,长年累月地钻在图书馆,常常比图书管理员还要早到晚退。暑假期间,他竭力说服图书馆的负责人,允许他每天继续使用图书馆,冒着酷暑,带领大家赤膊上阵,挥汗加班。他个人甚至连续五六天通宵达旦地校对全书,累得两腿浮肿。1999年,《全辽金诗》这部200多万字的大书终于出版了。

   阎凤梧绷紧的弦尚未松下来,中文系又交给了他更艰巨的任务:《全辽金文》争取在山西大学百年校庆之前拿下来。为了抢时间,赶进度,他停下个人的科研工作,先用5个月时间检索文献,同时联系全省各地有关人员搜集碑刻、逸文,组织校内外人员进行点校。接着又边审改原稿,统一体例,边送去打印。由于视力衰退,晚上不能工作,他只好把所有的节假日都用上了。这放在一个年轻小伙子身上,也有点吃不消,更何况他已是65岁的人了。全文近300万字,主要校对和复查工作仍由阎凤梧来做。原定于9月的百年校庆又提前到了5月8日,更是增加了工作的难度及强度。按说一个65岁的老教师,每天能坚持8小时工作就难能可贵了;即使松驰一些,工作速度放慢一些,也不应受到指责。但他出于一种内在的责任心和紧迫感,自我催逼,自我加鞭,尽最大努力,争取要在校庆以前出版《全辽金文》。顺便提一句,像《全辽金文》、《全辽金诗》这样的大书,每部都需要四五年的时间方可编成。阎凤梧的工作态度和工作速度是罕见的。

  阎凤梧曾经是学校惟一的“三副”:中文系副主任、党总支副书记、古典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后来,他先后辞去了中文系副主任、副书记职务,只担任古典文学研究所所长。在任期间,他事事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无论是跑项目、跑经费、搞创收,还是教学、科研、职称评定、住房分配、同事们的爱人调动,孩子上幼儿园,甚至整理图书、清理卫生等等,他都亲自动手,带头去干。凡事都与大家共同商量,从不以所长自居。他还经常走门串户,了解大家有什么困难,尽力加以解决。他坚持待人以诚,与人为善,助人为乐,而不企望有什么回报。如果说他也有什么特权的话,那就是不管自己做了多少工作,吃了多少苦头,一到了分稿费、分经费、分奖金时,他总是先人后己,尽量退让,绝不多占一分,甘愿“吃亏”倒成了他的特权。

   他说,人活一世,艰难曲折。不论顺境还是逆境,都要洁身自好,坚持操守,力求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不要把自己扭曲得不成人样。要竭尽全力,对国家、对社会的有所裨益。当回顾一生时,不要留下太多的悔恨。这也许是很困难的,可能会付出许多牺牲,但绝对值得。

  为人师表,字字千斤,能扛起这副重担的人,需要的不仅仅是渊博的学识,更需要高尚的人格。人品与学问并重,人品更胜一筹。凤栖梧桐,适得其所,不为清高,只希望能引来大群的凤凰,展翅翱翔在蔚蓝的天空,为山河添彩,为国家呈祥。这样,文明才可延续,人类方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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