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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兮,归去——怀念孙凤翔先生

作者:赵永强   发表日期:2011.2.24

  
  和孙凤翔先生的结识、结缘,我相信是一种命运的垂青和巧合!

  孙凤翔先生生前是山西大学日语教授、中华日本学会理事,我认识他,始于2000年。此前的1980年代后期,我在山西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就闻听过先生的大名,知道老先生是山西日语界的权威。20009月,我参加了在山西大学学术交流中心举办的中日学者关于日军山西细菌战研讨会,并在会上头一次见到了人人尊敬的孙先生。70多岁的老人,其儒雅的谈吐、渊博的知识、颀长俊秀的身材,使我产生了有凤来矣的感受。尤其可敬的是他虚怀若谷、礼贤后辈的荡漾春风。会议期间讨论到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时,笔者指出了许多研究者不懂日语、不注意利用日方材料和成果、自说自话的现象。可能是心有同感,同时有培养后进的责任意识,会后凤翔先生屈尊找我,问我是否愿意跟随他学习日本文语(1945年以前的日语),方便以后的档案研究。我自然欣喜万分地应承下来,感到自己真是三生有幸,能有机缘跟随他这样的老先生学习。凤翔先生坚持分文不取报酬,义务教授。当我告诉别人的时候,没有人相信这样的事实!
  
200087日开始,笔者跟随凤翔先生开始了近一年时间的日本文语学习。针对笔者没有任何日语知识基础和从事档案文献研究的实际,孙老师因材施教,主要从日本文语的文法知识教起,使学习者在掌握基础的句型结构和句法、词法后,起码达到望文生义的程度,为以后的自修和提高打下基础。每周二、五两个下午,我和另外一位同事到老师在山西大学的寓所上课。年近八旬的老先生侃侃而谈、循循善诱,我们两位三十大几的老童生洗耳恭听,好好学习。受惠于先生高超的授课艺术,我们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些文语知识,对于我们从事二战后侵华日军山西残留课题的档案选材,起到了很大作用。除了教授日语外,凤翔先生一肚子的其他学问,也不时汩汩而出,使人不忍离席。先生从15岁(1939年)踏入社会,期间除1944年赴日本法政大学政治经济科留学外,一直未曾离开山西,并且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如日军山西残留、国共内战军事调停、1950年代审判日本战犯、1982年山西省和日本琦玉县建立友好省县关系等等),加以个人天资聪颖,记忆力惊人,所以对山西政坛掌故、社会事件、名人细节等,往往都能娓娓道来、毫发毕现。对于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档案馆就如秦始皇兵马俑一样,许多东西尚被掩藏在千档万卷之间,不为人知,一旦出土,就有可能成为有意义的巨大发现。他引用了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诗句来进行恰当的比喻。当时,我正在从事《二战后侵华日军山西残留》一书的编著,当遇到有些语焉不清、不知来历的材料时,我总要找到孙老师,他基本上都能给予甄别和判清,并说出材料背后的历史。我记得当时有一份地址草图,上面只画了一些房屋,标注着资料室等名称,和档案案卷中前后文件毫无关联。孙老师看后立刻告诉我这是残留日军研究部在太原市西夹巷的房屋平面图,因为他当时就在该部资料室工作。另外一份残留日军关于太原布防的对策建议书底稿上,有几行眉批文字,孙老师告诉我们那是日酋今村方策的字迹。我本人撰写的一篇有关发现残留日军慰安所档案的考订文章,正是在孙老师的亲自过目和修订下,才做到非常具体、翔实,不遗漏任何字眼的较满意程度。
  对于日军山西残留课题,凤翔先生不仅帮助我们进行档案文本的考订和辨识(当时觉得只要孙老师在,似乎一切都可以搞明白。后来他辞世了,才意识到,许多的民国往事也随他一起进入了历史的深处,后人恐怕再也难以清楚了),而且,许多残留往事也都活跃在他的脑海中,讲出来,对我们编著此书有很大启示。比如在19459月,美军协助受降小组飞抵太原,孙老师作为第二战区长官部交际处负责接待人员,亲眼看到日军第一军参谋部派出的联络官奥田大尉,当面质问美军伊尔拜少校:我们日本人口有一亿人口,必须有相应的生存空间。请你设身处地地为我们想想。这些话语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思想基础。孙老师还讲到,残留活动的策划组织者和精神领袖、著名军国主义分子河本大作最喜欢两首诗,一首是杜牧的《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另一首是王维的《杂诗》: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前者反映了军国主义者不甘失败,后者则暗含思乡情绪,而当时正是有许多普通士兵要求返回国内,但策划残留的军官和其他军国主义死硬分子千方百计给予阻挠和欺骗。此外,元泉馨的骄横、今村方策的绝望、城野宏的晦涩,以及其他日军残留人物的个性特征,都在孙老师的往事闲谈中灵活逼真起来,使我们更全面和生动地认识了这些档案中的历史人物,自然,对于反映他们的历史材料也有了更丰富的理解。只是,我现在仍感到,即使我本人,虽然比一般读者要接触到更多的档案和其他材料,但如果没有孙老师这些历史故事做铺垫,想单单通过已有的档案,还很难使残留事件与人物鲜活、生动起来。任何历史,可能只有在事件经历者的记忆中才能具体和鲜活起来。现在,历史当事者走了,孙老师也走了,历史都被风干了,留下来的,就只能是这些档案材料了,虽然有些干巴,你却也无奈。

  中国人讲求学问的最高境界不是著作等身,而在于做人的纯粹。凤翔先生无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且不说像他这样的专家,基于抢救历史的责任意识,主动提出、分文不取地义务教授学生,是闻所未闻的事情。更使我感动的是,当时他已经身患白血病数年,身体条件并不很好。这样的情况是我随他老人家学习不久以后才偶然知道的。那是在20008月底,我和山西大学日本研究所赵金贵老师协同日本友好人士,到山西左权县进行日军罪行调查,他问起了我们跟随孙老师学习的事情,提醒我:你们也真够胆大了,孙老师得的是白血病,最忌劳累。我当时惊讶得张开了嘴,因为我确实一点也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每次去他家上课,总能看到他已经为我们布置好了学习材料,甚至小食品,总是感到他的博学和健谈,倾注于他的精彩解说,但万没想到他患有这样的大病。调查回去后,我向孙老师提出了终止授课的请求,希望他以保重身体为第一。我没有想到一个面对死亡威胁的人会那样坦然,孙老师拿出上海作家陆幼青的《死亡日记》,告诉我,两年前医院就宣判了自己的死刑,他自己也有和陆幼青一样的想法,在死亡前认真做事,也每天记下日记,留下自己对死亡的感受。这样,在孙老师要求下,我们又跟随他学习了近一年时间,直到20017月讲完日荣社出版的《文语口语并说新国文法》的教材后,才停止授课。

  2003
年的非典灾难后,凤翔先生走了。我很清楚地记得,年初的时候,山西省档案馆的同事提出有一些日本占领时期的旧照片,搞不清来龙去脉和人物,我当时便打算带去让孙老师帮助辨识。但很快有了非典,每个人都不能自由行动了。在这期间,孙老师的定期检查和治疗也被打断,家居期间又不慎跌倒而骨折,身体羸弱起来。所以,非典一结束便住进了医院,白血病加重。这样,鉴定照片的事情我自然不能提及。当我去医院探视的时候,他还是那样健谈,身材消瘦,但精神一点也不显衰疲。后来,据孙老师亲人讲,孙老师一生就是这样,无论自己如何,面对他人总是亲切而精神,这体现了一种尊重。他一点也不谈论自己的病情,而是和我交流《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谈论国家与社会,谈论我们书籍的进展。我一点也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的日子。这一年的10月,在一片萧瑟秋风中,他静静地走了,时年正过八旬。送别他的时候,各界云集,连不少日本朋友也专程赶来太原,同他做最后诀别。当然,最多的还是他的学生们,大家还在网络上为他设置了灵堂进行祭拜。在我们出版的这本书的后记中,自然要专门写到他老人家的巨大帮助。而在我发表的另外一篇学术文章篇后,我也专门注明:需要申明的是,本文的写作受到了著名日本问题研究专家、已故山西大学教授孙凤翔先生的巨大启发。多数观点和知识都是他老人家的所有。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给予了作者和日军残留山西研究课题以巨大心血。灯前,作者以无限怀念之心情,追思他老人家崇高的人格魅力和精神情怀!这些话,不是虚伪的客套,也不是为了拉大旗,而是我真情心声的表白。

  孙凤翔老师的辞世,不仅是山西日语界的巨大损失,更是山西民国史研究的巨大损失,许多历史细节随着他的故去而故去。由于日军残留山西这一历史事件的独特性,决定了日军山西残留课题研究的重要性(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许多人都不知道,在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后,竟然还有日本军队成建制地留在中国山西,为复兴皇国,恢弘天业而战)。没有孙凤翔老师教授我们日本文语,我们在进行课题选材时就会老虎吃天,无法下口,因为你不可能去聘请一个外来者到档案馆中一卷一卷地翻阅档案,确定所需材料。所以,我觉得不是任何组织任何人,而是历史和命运,托付我们结识了孙老师,一起完成这项使命的。我们的书受益于孙老师,我个人则更受恩受惠于他。在他身上所体现出的老一代学人那种好学、儒雅、谦虚、低调的为学为人风格,将使我终生受教。在孙凤翔先生送我的贺年卡上,他以长者先贤和前辈老人的身份,平等、谦虚地称呼我永强兄,使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他高尚的人格和魅力!

  我不敢妄称孙老师的弟子,因为我的那点日语知识根本不配,但我确实算是他最后教授的学生,我永远地感佩他的恩德。不过,孙老师的无私情操,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而是有口皆碑。他尽自己所能,给周围的所有人以帮助,无论长幼,无论尊卑,也无论亲疏。一次我们正在上课,来了一位日语学校学生的家长(孙老师是这家社会办学学校的名誉校长),说是孩子要到日本交流学习,慕名而来想向孙老师借些日元。孙老师帮助了他,但后来这个家长却音信皆无,更不用说还钱的事了。据白老师(孙老师爱人)讲,这样的事不是一次两次,孙老师总是不记教训。

  《孟子》中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我想,孙凤翔老师就是这样具有赤子之心的君子。否则,我又有何缘结识先生呢?

  作者情况:赵永强,男,1968年出生,山西省档案馆副研究馆员。山西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1986级本科生,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03级硕士研究生。邮编:030045;通信地址:太原市朝阳街78号山西省档案局编研处;电话:0351—4399255 13513641296 电子邮箱:99-zyq@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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