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学校友会

　　
　　今年是著名史学家、原山西大学历史系主任、也是我的老师乔志强先生诞辰80周年，也是他逝世的10周年。10年弹指一挥间，但我对他的思念却像秋雨般绵绵不断。总结一下10年来由他开创的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走过的路程，权且是对先师的一个汇报。
　　回想26年前（1982年），我在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考取乔先生的硕士生，那个时候他就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捕捉学术发展的前沿，开拓性的率先从事中国社会史的教学与研究。那一年的研究生招生简章中，乔志强的名下赫然列出“中国近代社会史”七个字。1992年（整整10年）由他主编的、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社会史》成为国内第一本系统的社会史研究著作，学界评价为社会史研究“从理论探讨走向实际操作迈出的第一步”。不仅如此，本书还带出来，或者说成就了一批年轻学者，本人的第一本专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也在199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98年，这两本著作又在台湾出版繁体中文版。认识乔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温文尔雅、不事张扬、言语不多的谦谦君子，其实他的学术眼光非常敏锐，是一位内心充满开拓创新活力的学者。1998年，乔先生作主编，我忝列副主编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学界评价颇高。学术界共认山西大学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三大重镇之一，乔志强先生是当之无愧的社会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然而，天道无情。1998年11月，乔志强先生去世，对我们学生而言真是撕心裂肺，对他自己而言是壮志未酬。每念及此，不禁怅然！
　　乔先生去世的1998年，正是我从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毕业回到山西大学的那一年。那个时候我培养的第一位硕士生已经毕业。弦歌不辍，薪尽火传，学术总要延绵不断的。从此以后，如何继承乔先生的学术思想，如何进一步发扬光大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的优良传统，就成为我经常思虑而挥之不去的问题，真可谓“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我曾在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写道：“从学生到‘先生’，并不仅仅是一个角色的转换，更是一种责任的承接”。10年来自己就是在这样一种心绪中从事教学与研究的。
　　十分令人欣慰的是，乔先生去世后的10年里，在山西大学校方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在学界前辈和朋友的鞭策下，更是在不断成长的团队集体和成员的进取努力下，山西大学的社会史研究又在原有的基础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业内的专家学者都认为，我们继承了这份宝贵的遗产，并且发扬光大了。实在说，我自己内心也有了些许的安慰。
　　如果要用最简明的话来概括目前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现状，我想是这样：研究领域——区域社会史，研究方法——走向田野与社会，研究方向——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抗日根据地社会研究。这样一个现状，并不是我们刻意的总结，而是以已发表的成果和声誉为基础的事实。可以说，我们已经出现了富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培养了一批富有进取精神的年轻学者，想到这些，自然也有一份愉悦。
　　总结10年来的教学与研究，我想以下几点向先生汇报。
　　立足前沿。就像农民种田，工人做工要及时地了解和掌握最好最新的种子、肥料、原材料、技术等一样，人文科学的研究也要密切关注学术发展的动态和前沿，否则就会“矮人看戏何曾见，只随别人论短长”。20年前中国社会史复兴之日，正是乔先生等前辈学者深刻分析历史学的研究现状，试图打破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政治史框架，开拓了社会史研究的新天地。然而，学术总是在不断地发展前行，社会史研究也在不断深化，在深化的基础上求变化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我们的研究不能像“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只有在立足前沿、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才能发挥优势，凸现特色。10年来，我们继承了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注重理论研究的传统，对中国社会史、尤其是区域社会史的学科建设作出了贡献，实现了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的学术转换。10年来，本人专著、包括主编著作6部，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均围绕以山西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史展开；整整10年培养的40多位硕士生、博士生（包括在读）的毕业论文无一脱离以山西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史；影响所及，山西大学历史学中国近现代史其他导师指导的学位论文，包括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学位论文也大多以山西展开。这样一种现状，可以看作是10年来逐渐积累的一个的结果。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是一片方兴未艾广阔无垠的学术天地，区域社会史实在是当前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主潮流。
　　学科融合。社会史既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又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学科。国际史坛最富盛誉的社会史研究开拓者——法国年鉴学派，他们是最富多学科色彩的队伍，也是最有成就的学派。本人最初从社会史角度研究中国近代人口问题并小有成就，深深地体会到社会学、人口学这些相邻学科对研究的重要性。我们的团队也是一个多学科的团队。如果以一级学科来划分，我所指导的研究生中就有史学、社会学、地理学、文学、法学、会计学、经济学、外语8个学科，其中许多都是我有意识地招上来的。研究社会结构我们就不比社会学的基础；研究社会经济，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很有帮助；研究环境和水利，地理学自然有它的优势；研究晋商的账册，最初我连那弯弯曲曲的“苏州数码”都认识不全，更何况分析各类账册之间的关系，会计学就相对好一点。实践已经证明，这种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为研究工作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不同学科背景的同学之间互相学习，互相启发，受益良多。
　　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还使我们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有了突破，“走向田野与社会”就受到了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很大启示。这方面，资深人类学家、山西大学兼职教授乔健先生对我们帮助很大，我曾专门请乔健先生为研究生开设了“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课程。我与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的人类学家都有着很好的学术交往。
　　关注现实。“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意大利著名史学家、美学家克罗齐的名言。我们的老祖宗司马迁写《史记》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法国年鉴派提出“问题史学”，主张“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说的都是历史研究要关注现实，关注未来。历史学绝不是老古董，历史与现实紧密粘连，历史学也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如此我们才能获得在书本上根本无法得到的对社会现实问题的亲切体验，如此我们的研究才能获得地方感和现实感。所以，近些年来，我在极力地倡导和实践“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史学。2002年山西大学100周年校庆时，我们有一本献礼书就叫《近代山西社会研究——走向田野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最近，我在北京三联书店出了一本书，书名就叫《走向田野与社会》。正是这样一种强烈的现实怀抱，我们在国内首先开展“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研究，尤其是对山西水资源与社会变迁的研究得到了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
　　走向田野与社会，不仅使我们捕捉到许多与现实粘连前人未发现的课题，而且催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景广阔的研究领域，这就是——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研究。所谓的集体化时代，就是指从根据地时期的互助组，到建国后的初级社、高级社，直到1980年代人民公社体制解体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时段跨越了学理上的现代史和当代史，但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它又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时段，建国以后30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各方面的路线政策在根据地时代都已有了雏形。这个时代又是一个不可复制的时代，我们不能仅限于对它的批判，在学术研究上也不能仅限于对国家政策、政治运动、高层领导的分析与诠释，要真正地了解那个社会，必须对下层社会、农村社会进行社会史意义上的“自下而上”的研究。山西是中国集体化时代的一个缩影，从根据地时代李顺达的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再到后来的农业学大寨，可谓一路风光，典型辈出。发挥地理优势，走向田野与社会，从抢救搜集最基层的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的档案资料做起，开展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研究，越来越成为本人强烈的学术追求。2003年年底一个寒风凛冽的上午，我从太原市南宫旧货市场意外地买到一批清徐县孟封等村庄的档案，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做报告、开课程、托亲友、催学生经常地走向田野与社会抢救搜集资料。现在中心保存的此类档案已有30多书架，如果要按每一种不同的就是一件档案的标准统计，至少应该在上千万件以上。几年下来，可以不夸张地说，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是目前保存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基层档案最多的研究中心，我们做了一件抢救文化遗产，保存珍贵史料，关注农村社会，利于学术研究的大好事。介绍这批档案资料的论文已在《Modern China》和《中国乡村研究》(中文版)发表；日本著名史学家内山雅生已与中心讨论了五到十年的研究计划；教育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也已立项支持对档案的整理与研究；业内人士半开玩笑地说，这批档案可以够我的学生吃两三辈子。
　　著名史学家，当年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导师之一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敦煌劫余录》一书所做序言中讲到：“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取预此潮流，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议，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也。”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研究，正是取用新材料以研究新问题的学术新潮流，我们虽未能之，但心向往之，努力以赴。
　　培养人才。作为一个学人，作为一名大学的教师，大概都要经过从学生到老师的人生历程，每念及此，总是感慨良多。我在带学生的过程中，首先会体味琢磨我的老师是怎么样引导我走上学术道路的，乔志强先生研究社会史，1980年代也有许多学生，他不会直接指定学生作什么论文，而是让学生在学习的实践中自己去逐渐确定。戴逸先生是清史研究的大专家，我在读他的博士期间，他主要精力在清前期的研究上，我作近代中国人口城市化的研究，他也是极力鼓励。“因材施教”，发挥各自的优长，给每位同学提供一个可以充分发挥的空间，这是老师给我的启发。我现在给自己的学生一个明确的说法就是，只要是围绕社会史和区域社会史的课题，你自己觉得什么可以做的最好就去做什么。“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样就会逐渐形成围绕主峰各具形状和色彩的学科高原。其次，我会尽力为学生提供学术交流的平台和机会，几乎每年我们都要有计划地举办一次学术讨论会，许多学生都走出去参加过历史人类学研讨班和各种学术讨论会，有些甚至走到海外。另外，我对学生的要求比较严格，“历史学就是一门读书的学问”，这是我对学生经常性的忠告，不断地读书思考，不断地走向田野与社会，如此循环往复，方可学业有进。古人讲，名师出高徒，自己根本不敢以名师自喻。但是，没有一点自律，没有一点学术的追求，没有一点肯坐冷板凳的功夫，要想做出真正的学问是不可能的。正是在这样一个教学相长，互相激励的过程中，一个笨鸟先飞，严谨治学的学术氛围逐渐形成，学生们一个个在逐渐成长，他们已经开始在《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社会学研究》等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其中有几位已主持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业内的同志们认为，一个富有特色的社会史研究团队在山西大学已经形成，甚至有学者激励我们建立社会史研究的山西学派。
　　学科的建设是一个需要审时度势、开拓创新的长期积累过程，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与建设仍然处于这样一个过程中，今后的道路仍然任重道远，需要一代又一代地艰苦努力。如何进一步发挥优势，保持特色，提高水平，扩大交流等等方面我们做得还很不够，一定程度上也要树立忧患意识。每每想到前行的道路上面临的困惑，我是多么想先师像当年那样耳提面命啊。
　　愿以上文字，化作心香一瓣，祭告先师。不知乔先生以为然否？

　　（作者简介：行龙，山西大学副校长，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近现代史、经济史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史学会常务理事、山西省历史学会副会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