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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山西大学堂(第四节)---大学堂的历史贡献

 来源:校史编委会   发表日期:2011.8.22
 

  山西大学堂在创办近十年期间,各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山西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在教学方面,除设立上海山西大学堂译书院,解决了本校和本省高等与中等学校所急需的课本,并为全国新办学校提供教材外,学校还购置了活字印刷机,及时排印各科编写的讲义。当时山西印刷事业非常落后,书铺不发达,只有书业德和书页昌两家稍为可观,其余零星书摊也很缺乏,学生购买书籍非常困难。虽有官办之浚文书局,但只能印四书五经之类的书。自大学堂添设了活字铅印之新的机器开始,不但解决和便利了新编各类讲义之印刷,对山西新文化的启发和传播,也有很大的影响和推动。
  中斋教习张友桐编写的《中国通史》,内容相当充实。傅岳棻编写的《西洋史讲义》,简明扼要,风行一时,后定名为《夕阳史教科书》,特别是西斋瑞典格致博士、化学教习新常富编写的《无机化学讲义》译成中文后,被全国各地的学校广泛采用。新常富所写的《晋矿》一书,是用化学分析对山西的煤、铁、铜、铅、银和硫等矿产资源进行科学研究的成果。他盛赞山西的煤。铁矿产蕴藏丰富,在书中写道:三晋,三晋,尔城世界未来煤铁之一大主人翁也。此外,1908年还铅印了王庆祚的《唐山旅行记》,1909年又铅印了《周官大义》。在译书院翻译过的西洋学术名著中,《迈尔通史》、《天文图志》、《世界名人传》等都广为流传,推动了西学在山西乃至在全国的传播。
  在校舍建筑与设备方面,也有较大的改进和发展。1904年落成的新校舍拥有当时全省最新式最广大的礼堂,能容纳彼此隔离的单座位300个,这也是全省唯一的无大梁和支柱的最新建筑。大礼堂后的一排房屋即为山西大学的图书馆(藏书楼)。馆内藏有新近在中国出版的最好的教学参考书,与刚购回的西方文学精品丛书整齐地摆放在书架上。李提摩太曾将自己的一部分图书赠给图书馆。馆内有一房间为阅览室,有当时出版的主要中英文杂志、报纸。图书馆主要是针对学生开放,也作为教员演讲的场所,这对学堂的教员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都是非常有益的。此外还修建了理化实验室和一座高等化学实验室,为分析和研究山西矿产资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05年新修建的山西大学堂博物馆有着大而明亮的教室,位于法律和文学建筑物的中间,藏有各种各样的分类收藏的矿石标本,这对保护和开发陕西省的工业农业资源,了解山西的自然历史及推动文化的教育事业的发展都不无裨益。1907年西斋从天津购回发电机一台,专供西斋照明之用。兴建大饭厅,上自监督,下至学生,都共堂共餐。此外,还改建了学生自习室,改良了浴室和厕所,增设了学生接应室,使学校的面貌更为可观。山西大学堂在创办十年期间的校舍建筑,尤其是西斋所开设的学科,购置的图书仪器,修建的物理化学实验室,以及其它教学设备,为以后的山西大学文、法、理、工各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山西大学堂创办期间,先后共毕业各类学生593人。其中中斋为230人,包括中等科102人,高等预科92人,高等科二类甲36人,另外尚有100余人于国民元年和二年毕业。西斋为363人,包括预科313人,各专门科50人,其中有10人于国民元年毕业。十年间,中西两斋共选派学生96人出国深造,其中中斋60人赴日留学,西斋36人赴英留学,自费留日的大学堂肄业生,也有近百人。此外,中西两斋还选送学生9人入京师大学堂师范科学习。中西两斋的毕业生和留学生,对山西近代文化教育和政治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
  山西大学堂派出的留学生回国后,首先大大充实了山西大学本身的师资力量。民国以后的山西大学的教职员,上自校长,下至教员,大都是山西大学派出去的留学生。首任校长李镜蓉留学日本,继任校长高时臻和王录勋均留学英国。法科学长刘绵训和冀贡泉以及绝大部分法科教师,都是当年西斋选派的留日学生:工科学长王宪及所有工科教师,也都是当年西斋选派的留英学生,西斋专门科毕业生孙晋祺,曾留学英国伦敦理工大学,获矿科地质博士,成为山西大学工学院地质教授及附属高中主任。西斋留英学生张景良,民国初期为上海文明书局总纂,后来成为山西大学电气教授,潘连茹也成为山西大学教授。
  山西大学堂的毕业生对全省各类学校的创设多有贡献。山西从1902年令德堂改为大学堂之后,全省各府、州、县的书院也都纷纷改为中学堂。其中省城的崇修书院改为太原府中学堂,晋北的忻州秀容书院,晋中的汾州府西河书院,祁县昭余书院和平定州书院,晋南的平阳书院和运城的河东书院,也都先后改为中学堂。同时还新设立了太原师范学堂、山西农林学堂、山西政法学堂、山西武备学堂、山西实业学堂、河东警察学堂。新式学堂的建立,迫切的需要大量的教师。因此,山西大学堂的毕业生除部分生升学者外,其余大都担任了各类学校的教师,但即使这样仍然供不应求。因而,凡住过中西两斋之学生,即使没有毕业,也都成为为府、州、县座上的贵宾从此,中西两斋学生遍布山西个角落,山西教育文化有了新的发展。
  1906年于省城贡院成立的太原公立中学堂,实际上是以山西大学堂毕业生为主创办的山西第一所私立中学,监督冯济川,斋务长李广勋,数学教员杨兆泰,国文教员郭象升,都是山西大学堂的首届毕业生。由于学校办得颇有起色,于1910年改为晋阳中学堂。1912年民国建立后,该校收归省有,改名为模范中学校,后又改名为山西省第一中学、太原中学,即今太原五中学的前身。
  在山西大学堂得首届毕业生中,除兴办学校外,还有不少人从事新闻事业,他们通过募集资金创办了山西第一份私营报纸《晋学报》。该报总理武绍光、总董刘懋赏和杨兆泰、主编郭象升、分纂张瑞生和仇元璹等人都是山西大学堂的毕业生。由于该报附有白话报,销路甚广。1907年改为《晋阳公报》(仍为私营),是辛亥革命前夕山西进行宣传鼓动的重要阵地。国民以后又改名为《晋阳日报》,每天印发一万余份,知道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太原形势紧张,才被迫停刊。此外,当时在北京出版的《国风日报》,其主笔景定成也是山西大学堂中斋1907年回国的留日学生。时人称北京《国风日报》与东京《民报》均可抵十万大军
  山西大学堂不仅为发展山西的文化教育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而且也为创办山西的工矿企业造就了一支技术力量,为山西的行政和司法部门输送了不少人才。
  民国以后山西各大厂矿的负责人和技术人员,大都是西斋的毕业生和留学生。西斋留英学生郑永锡回国后,担任太原炼钢长厂长,并为太原炼钢厂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还有西斋留英学生李蒙淑回国后,先后担任太原修械所所长、铜元局局长和兵工厂厂长等职,为山西的工业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
山西大学堂的早期毕业生崔延献、贾景德、杨兆泰、马骏、南桂馨、赵丕廉、梁上栋和陆近礼等人,都是国民以后山西政府各重要部门的重要人物。他们不仅在山西,而且在河北、绥远、察哈尔、北京、天津等省市,甚至有的在全国也是知名人物,中斋总理谷如墉于民国以后担任山西民政长,监督解荣辂山西省教育司司长。
20世纪初年的中国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也是民主革命风潮激荡的时代,山西大学堂得多数毕业生和留学生,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朝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始终站在运动的前列,为山西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及山西辛亥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898年,山西巡抚胡聘之在清朝政府的授意下,与英商福公司订立了开采山西平定、盂县、潞安、泽州和平阳府等州、县矿产六十年的合同,几乎把山西所有的矿产资源都卖给了国外,引起了全省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
1905年山西人民要求收回矿权的斗争达到了高潮。1906年,正太铁路已经通至阳泉。福公司派哲美森到阳泉,擅自购买民地,封禁原有的私营矿窑,激起全省人民的公愤。当太原群众得知山西商务局官绅设宴招待英商代表的消息时,气愤至极。以山西大学堂为首的太原学生数千人,结对前往海子边举行示威,抗议山西官府和英商福公司的相互勾结。游行大队到达商务局门前时,全体学生怒不可遏,一拥而进,冲散了他们正在举行的筵席。英商代表被吓得丧魂失魂,不知所措,只得钻到桌子下面躲避。随后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又直奔巡抚衙门,要求当局废除合同,收回矿权。在学生的强大压力下,山西巡抚答应向清政府上奏力争。这是山西近代史上有名的争矿运动,它开创了我国近代青年学生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纪元。
为了收回矿产权,远离祖国的山西大学堂留学生们也积极响应。1906年,山西留日学生利用李培仁蹈海时间,扩大争矿运动的影响,取得各省留日学生的广泛支持。1907年,西斋派出的留英学生刚刚抵达伦敦,便集会抗议英国掠夺山西矿产。在全省学生的坚决斗争下,1908年于北京签订了赎回开矿、制铁、转运合同。山西人民争矿斗争,终于获得最后的胜利。
  山西大学堂中斋留日学生在日本大都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05年,同盟会山西分会在东京成立。中斋留日学生荣福桐任分会会长。最初山西分会只有十几人,后来发展到几十人。其中以中斋留日学生谷思慎和荣炳最为积极。他们回国后大力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和发展革命力量,对山西辛亥革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对全省光复作出了重要贡献。
  早在1905年就有中斋留日学生提前回国,从事秘密革命活动。其中有刘懋赏、赵戴文、徐一清、孟元文、兰承荣、谷思慎和荣炳等人,并带回《民报》、《大义录》、陈天华的《猛回头》和邹容的《革命军》等许多革命刊物和书籍。这年冬天,荣福桐也带着同盟会给山西会员关于相机起义的指示信回国。临行前孙中山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回到太原后,他把信件交给在晋阳中学堂担任监督的赵戴文。
  1907年,中斋第一批留日学生学成回国。其中刘绵训和王用 宾分别担任了《晋阳公报》的总理和主笔。他们通过新闻活动,揭露清朝封建统治的黑暗腐朽和对人民的残酷镇压,大大激发了群众的反抗情绪。同年,山西大学堂取消督办,监督便成为学校的最高领导。监督解荣辂和中斋教务长刘盥训,思想进步,鼓吹革命,在他们任职期间,两斋学生团结一致,积极学习新思想、新文化。当时山西留日学生吧梁启超所办的《新民丛报》及其著作《饮冰室文集》大量运回山西,中西斋学生几乎没人一本。特别是中斋学生续桐溪(西峰),联络校内反清同学王建基、王建平、李栖凤和牛诚修等人,秘密从事革命活动。
  1910年,《晋阳公报》刊登了文水和交城农民因请愿被驻军开枪打死三、四十人的文交惨案(北京《国风日报》也进行转载),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王用宾因秉笔直书,激怒了巡抚丁宝栓,立即下令予以逮捕,王用宾闻风而走。刘绵训也被迫离开报社,并免去了他山西法政学堂监督的职务。
  曾为西斋预科学生的南桂馨,因闹风潮未准毕业。后来他考入山西武备学堂,由谷思慎介绍加入同盟会。1906年,他到日本进入警察学校,1908年回国。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和辛亥革命在太原起义前后,都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对光复山西作出了重大贡献。
  山西大学堂肄业生温寿泉,后入山西武备学堂。他曾留学日本,加入孙中山组织的铁血丈夫团,成为各省进行军事活动的中心人物。他回国后任山西大学堂中斋高等科兵学教习,并任督练公所提调兼陆军小学教官。在辛亥革命期间,他同阎锡山一起发动太原起义,被选为副都督,后又率领民军南下,光复河东。
  中斋肄业生续桐溪,字西峰,山西崞县西社村人。1905年加入同盟会,在崞县宏道镇(现山西原平宏道镇)创办川路学校,以兵法教授学生。辛亥太原起义后,阎锡山委任他为忻代宁公团团长,发动地方武装。他率领仓促组成的民团二、三千人,以急行军突入大同城。并孤军与四面合围占据优势的清兵苦战40余日,成为辛亥革命战争中的塞上奇迹
  在辛亥革命后的山西民军南下和光复河东的战役中,还有不少山西大学堂的学生参加。其中有王用宾和景定成外,尚有西斋学生李秀和陈坤德等人。
  李秀为山西猗氏人,西斋毕业后在同州中学堂任教。他积极参与辛亥革命,于河东战役中被俘,慷慨就义,年仅30岁。
  陈坤德为山西闻喜县人,曾肄业于西学专斋。民军起义,他参加敢死队,并任书记官,在河东战役中牺牲。
  中斋学生张士秀,山西临晋县人。他在留学日本期间加入同盟会,曾与章太炎等人同谋革命大业。回国后积极新办学堂,曾任山西省咨议局常驻议员、《晋阳公报》主编、山西河东道尹和署理陕西汉中道尹。辛亥革命前,曾在狱中秘密策划起义。河东光复后,他被选为军政分府总司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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