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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山西大学堂---中斋 西斋 译书院(一)

  作者:校史编委会   发表日期:2010.6.23
 

  清政府于1902年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和次年重新颁布,并正式施行的《奏定学堂章程》,是我国有系统的近代学校制度的开始。其中高等教育分高等学堂(大学预科),大学堂(大学专门分科)和大学院(通儒院)三级。高等学堂修业三年,大学专门分科修业四年。山西大学堂的学科设置基本上是根据新学制的规定,逐步完善和建立起来的。
  
190267日,中西大学堂并入山西大学堂改为西学专斋的合同签订后,山西大学堂的原设部分便改为中学专斋,分别招生授课。两斋各设总理一人,中斋为谷如墉,西斋为李提摩太。在两斋总理下,设有总教习,副总教习和分教习,负责具体的教学事务。初办时,中西两斋招收学生各二百名,由学台刘嘉琛从新旧生员中择优调入,每县平均四人。两斋学生待遇相同,每人每月发给白银四两。但教学内容和方法却有较大差别,处处都体现出中学和西学的不同,并且充分反映了清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
  
中斋初办时,接收了晋阳书院和令德堂的肄业生,只设高等科。总理谷如墉聘高燮曾(理臣)为总教习,贾耕(书农)、田应璜(子琮)、成连增(益斋)为分教习。教学均按令德堂旧制进行,课程分经、史、政、艺四科。谷如墉讲《战国策》,高燮曾讲《近思录》,贾耕讲《禹贡》,田应璜讲《明史》,成连增讲算学。上课不分班次,也无定时,所有师生都集中在可容纳二百人的大讲堂听课。教习按品职依次列坐正中,并有差役立侍其后;学生则分坐东西两侧,循规蹈矩,封建教育的气氛十足。
  
考试于每月初八举行,由学堂公布试题一道,或经义,或史论。成绩优异者按等级发给奖学金:考列超等者每人奖银币4元,最多8名;考列特等者每人奖银币2元,最多16名,其余都是一等无奖。得奖既有限制,对推动学习效率不大。
  
虽然已将办起学堂,但举人、进士的幽灵仍然盘桓在当时士子的脑海中。如已经成名的陈汉章(象山县人),不当京师大学堂教授而要先当学生,希望点个洋翰林。由于学生志在科甲,所以学习也只重经史考据。他们中有的钻研十三经,有的阅读前四史,有的潜心诸子百家,特别是《庄子》与《韩非子》,还有的偏爱《古文辞类纂》及唐宋八大家等书,酷好算学(中西算学大成、数理精蕴)者,则凤毛麟角。在19021903两年,中斋学生有70余人在西安考中举人。
  
中斋学生的自负甚高,认为来到书院,又有名流作老师,高人一等。社会上的看法也是如此。有,中斋学生不称“先生”而称“老爷”,到了县府,知县还要出来迎接,从社会地位上看,比当时的举人还高。
  
1904年,新任学台宝熙对山西大学堂进行整顿。于督办下增设监督,派他的门生杨雄祥担任,而杨雄祥在实际上也只能过问中斋事务。宝熙还取消了总理职位,将总教习和副总教习改称教务长,提调改称庶务长,堂舍监督改称斋务长。特别是根据新学制对中斋的学科内容和教学方法作了较大的改革,高等科改分为一、二两类,第一类以文为主,第二类以理为主,课程增设英文、日文、法文、俄文、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博物、历史、地理、国文、图画、音乐和体操等许多新学科,对旧课程保留经学外,其它科目都一律取消。同时,聘请杨培根、小金龟次郎(日籍)、王垂统、祁崇仁、吴渭滨、王俊卿、李登选、王泽、刚田(日籍)、董话时、柯璜、傅岳棻、任钟澍、张友桐、张文郁、汪翽銮、段洙、李品三和温寿泉等许多新教习,分别担任各科教学。每星期上课二十四堂,上、下午各两堂,星期日休息。至此,中西两斋在教学内容上日减趋同。
  
1904年夏,学台宝熙从中斋学生中选定(自愿报名)30名,保送留日学习,内有速成科10名。起初未深考虑而没有报名的学生,及至名单公布后,颇为后悔,有情愿自备资斧赴日留学者数十人。中斋开办时学生共200名,除两次(19021903年)在西安中试举人70余名,限学转为官吏者外,此次保送赴日留学又有40余人之多,加之改变功课,特别是发给操衣,进行军事体操以后,自告退学者又有10余人。学生空额过巨,不得不另行招生补足空额。因此,中斋第一批毕业生比西斋推迟了一年半。但中斋学生的思想意识,则起了大的变化,鄙视西斋的空气一扫而尽。1905年中斋又选派了第二批留日学生。
  
由于中斋对近代学科开设较晚,学生的数理化水平太差,所以高等科学生毕业后,只能升入大学预科。在山西大学堂创办将近十年期间,中斋始终未开设大学专门分科。1906年开办高等二类(理)甲班,1907年开办高等预科两班,1909年又开办高等一类(文)甲班和中等科一班。1910年高等预科班两班学生毕业后,分别升入高等一类和二类。至辛亥革命以前,高等二类甲班学生毕业36名,高等预科学生两班毕业46名。高等一类甲班与中等科学生至民国元年6月才毕业。
 
西斋由李提摩太聘请英国人郭崇礼(Moir Duncan)做总教习,聘瑞典人新常富(Nystrom)和英国人毕善功(L·R·O Bevan)等为分教习。1906年敦崇礼病逝,由毕善功代理总教习,次年6月聘英国人苏慧廉(W·E·soothill)继任总教习。
  
西斋初办时只设有预科。学生由巡抚会同学台刘嘉琛从各县优秀学子(多数为秀才、少数为举人)和令德学子中选拔入学。这些学子一般都在20岁以上,少数甚至在30岁以上。其中没有一人学过数理化,甚至连数理化的名称都不曾听过,至于英语更是一窍不通。为了解决教学过程中的语言交流问题,李提摩太从上海、天津聘请了一些精通英语,不会讲山西方言但会讲北京官话的华人来任译员。19033月,敦崇礼为防止西斋学生流失现象的出现,与所有的学生签订了一分契约并相互签字,学生须保证三年内在大学堂听课做练习,不许逃课旷学,否则将由政府进行严厉制裁,“投进大牢”。这对于约束西斋学生赴外地赶考,逃课、旷学等事的发生,起到很好的作用与效果。
  
西斋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与英国学校相同。由于所开课程全是新的,因而学生对各门学科均需从头学起。上课既无中文教本,也不发讲义,主要靠外籍教习讲授,中国教习翻译。学生则是在课堂上听讲记笔记,课后相互参照补充。
  
英人教习燕瑞博、马尔东、克德来和华人教习黄瑞、刘复、宋士龙教文学,英人华林泰和华人李天相、邵绛教物理,美人裴爱仁和华人宋锵鸣,郭凤翰教工学,美人李恒礼、卫乃雅、威廉姆斯和华人陈占鳌教矿学,瑞典人新常富教化学,美人莱门一教格致,英人毕善功教法律,敦崇礼教西洋史,苏慧廉教世界史,季成信教体操,华人张春江、陆之平、冯修和、余萼岫教数学,苏以昭教英文,叶殿荣教图画,此外还开设有地理和博物等科目。其中许多科目在当时对中国学生来说,都是闻所未闻和见所未见的。特别是物理和化学课的实验,使他们格外感到新奇。
  
西斋除进行课堂教学外,还将作体操、踢足球作为职业教育范围之内的教学活动。并根据新常富绘制的图纸,由本地做了一些上瑞典体操课所需用的教材。大学堂在年末还举行体育运动会,中西斋学生和教习们都参加了各种活动。体育活动的开展使学校生活变得丰富多彩。190210月,西斋补入100名新学生,新常富曾记载道:“这些人看起来有相当的‘孔夫子’味道,同已进校的三个月的老学生相比已有巨大的差别,因为那些老学生通过体操与‘西学’的熏染,在生活和敏捷性方面,已有长足的进步。”
  
在西斋的课程中虽然没有开设宗教科目,但是由于西斋的教都是站在教会立场上,所以他们尽可能利用讲课的机会来宣传基督教义。如敦崇礼教西洋史,就大力宣扬基督教对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苏慧廉教世界史,也特别强调耶稣对人类文化的贡献,其他外籍教习在同学生谈话时,也都不失时机地传播基督教义。当时在学生中也去游少数人信奉基督教,或者受其影响经常到青年会听讲。但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并没有迷失方向。如教徒王建屏后来加入同盟会,甚至利用宗教身份作为掩护,从事秘密革命活动。
  
西斋所设课程逼近在内容上比较充实,而且授课时间也比中斋要多。每周上课30个小时,上、下午各3小时,星期六上午9时至11时为体操课,星期日休息。课程分两阶段授课。第一阶段三年,是预科,相当于现在的五年制中学,学习一般数理化和史地,以英语为主课。第二阶段为四年,相当于现在的四年制大学。本科先后设4个专业,1906年开办法律、矿学和格致3个专门科。1908年又开办工程科。学生对各门功课的学习都刻苦认真,这恐怕与考试的奖励办法有密切的关系。考试也是每月一次,多采用问答的形式。各门功课平均成绩在80分以上者,每人奖银币8元,名额不限。这足以证明,西斋是受到山西官民的广泛欢迎与信赖的。在创办将近十年之中,预科有甲至辛班学生共毕业313人,4个专门科共毕业学生51名。
  
对考试前十名的学生发奖,并讲话说:“西学对中国来说是一副不可缺少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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